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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與錢鐘書文學作品中的生存境遇

來源:呂梁學院學報 作者:王麗麗
發布于:2021-08-13 共6351字

  摘    要: 曹禺與錢鐘書兩位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從人受自身和不可知力量束縛方面展示人的生存境遇。他們都在哲學的高度上將荒誕這一美學范疇引入自己的文學創作,作品走出了寫實主義、英雄史詩的凝重感,獲得了與現代主義相通的荒誕意識和哲學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揭示荒誕的基礎上,也從悲憫與直面兩個方面探索了人對生存困境的超越。

  關鍵詞 :     錢鐘書;曹禺;生存境遇;偶然性;束縛;超越;

  一、人受自身的束縛

  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對自然的認識和征服能力也日益增強。近代啟蒙主義進步歷史發展觀的形成以及達爾文進化論的傳播,使人類的自信心日益增強。其中理性中心主義便是這種歷史觀的核心。

  在啟蒙主義的歷史樂觀主義者看來,人是可以把握自身、主宰世界的。人定可以勝天,人可以在自身理性的指導下,實現自我、實現人類夢想與未來。當時的很多文學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和體現著啟蒙主義與理性主義。曹禺和錢鐘書的作品,盡管體裁不同,卻不約而同地反映出了他們對理性主義的質疑,反映出他們對人是否能真正了解自己、認知自我及周圍世界存有懷疑。相對于理性主義的人定勝天,從他們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人之渺小與無力,人對認識自身的局限,以及無法真正窮盡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著人自省的謙虛自覺胸懷。對自身能力有限的這一認識,反而更接近理性與真實,更朝人類生存的真實境況跨近了一步。蒙田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1]3。正是從這樣的意義出發,曹禺和錢鐘書的創作顯示出獨特的價值。在他們的作品中描繪了一系列人物缺乏自省的不自知性格與處境。

  在錢鐘書《上帝的夢》中,作者稱上帝“真不愧進化出來的。他跟原始的決然不同。他全沒有野蠻人初發現宇宙時的迷信和敬畏。他還保持著文明人惟我獨尊的自信心。覺得能指揮萬物,無須依賴任何人”[2]305。錢鐘書揭示的上帝的自信,體現出強烈的批判意味。他造了一對男女,想要贊美自己。可是,這一對男女看慣了他的奇跡,也厭倦了對他的感激,反覺得他這一外人妨礙到了兩口子的親密。他感到不能控制自己親手所造之人的恐慌。上帝沒有得到人類最后服輸的表示,最后只剩在虛空的宇宙中消遣無窮無盡的光陰。小說揭示出神圣、神通如上帝況且如此,更勿言人的渺小。《上帝的夢》里展示的是一種從自信到挽救自信與失落自信的歷程,體現的是對理性的盲目自信的一種質疑。上帝沒有認清自己所處的位置,沒有真正估量到自己的能量,被自己愚弄。錢鐘書指出了人類的一個很大弱點:人受自身束縛。人類拼命獲取能吸引他人目光和獲得他人贊美的標簽,諸如職位、頭銜、住所、奢侈品等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通過他人的贊美,獲得自身存在的一種認同感,思想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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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貓》中,錢鐘書同樣揭示出人不能正確認知自我、受自身束縛的弱點。愛默是《貓》中的女主人公。她因為家境好、長相好而倍感自信。在她身邊經常圍著一群追捧的人,她沉浸在可以操縱一切的女王般的自我感覺之中。然而,在她面前低聲下氣的丈夫,忍受不了自尊受辱,在外找了一個女學生。情急中的愛默,想抓住書記頤谷來寬慰自己。不料,關鍵時刻,情人令她大失所望。最可悲的是當頤谷看見愛默哭了,忽然發現她老了,哭得不可愛。這位平日的仰慕者也逃之夭夭。愛默感覺竟失敗在兩個平日自己瞧不上的男人手中,眾星捧月般女王的感覺一瞬間墜落粉碎。最后她意識到自己原以為可以主宰和操縱跟朋友的交際,實際上未必不是被他們所操縱。正如小說中所言:“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來,是他們現在唯一經濟、保險的浪漫關系,不會出亂子,不會鬧笑話,不要花錢,而得了心靈上的安慰,有個逃避家庭的去處。”[2]332這是錢鐘書對人不能客觀認知自我的弱點揭示。

  《圍城》中,鮑小姐自以為性感,可以隨意玩弄男人,使他們圍著自己團團轉,盡情享樂。殊不知,在男人看來她也同樣是被玩弄的角色。她自信能引誘人,所以也能極快極容易地被別人引誘。《圍城》中還描繪了一批裝腔作勢、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他們聚在一起談論各種時髦話題,抗戰、女權運動、詩歌……看似頭頭是道,見識精深,實則腹內草莽、空洞乏味。他們自以為飽學高雅,卻不知道自己的真實樣子會令人覺得多么可笑丑陋。方鴻漸也是一個不自知的人。他為了生存與事業奔波,歷經艱辛與努力,最后仍然不知道能在何處找到工作。在愛情上,他與唐曉芙互有真情,但終究兩情隔斷。他與孫柔嘉的婚姻費盡周折,最后也飄搖失散。方鴻漸并不缺乏善良、聰明,卻處處碰壁,求學、愛情、事業無一順遂。方鴻漸的善良有時近于怯懦,聰明之中不乏油滑。他的反省沉思有時不僅不利于實際行動,反而生出人生虛無的結論。在方鴻漸看來,也許這一切的不幸只能歸于陰暗的社會現實以及無法控制的命運。他缺乏對社會、對自己比較清醒的認識。他盲目沖動,有時不能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作出正確有力的判斷。作者不允許他的性格發展到能認識自身處境的更高程度。田惠蘭認為:“《圍城》只是用來強化主人公的處境,而不使他獲得自由,并且不允許他的性格發展到認識其處境的最高階段。主人公基本上是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捉弄對象,然而他使自己遭受的并不少于社會給他造成的痛苦。”[3]163

  同樣,在曹禺的戲劇中,對人的不自知這一情境也揭示得相當深刻。在《雷雨》中,每個人都深陷欲望與追求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然而他們追求目標的方式又是盲目的,對自身真實處境的認知也是混亂的。正如曹禺所言:“他們怎樣盲目地爭執著,泥鰍似地在情感的火炕里,打著昏迷的滾”[4]180。

  《日出》中,潘月亭、顧八奶奶、張喬治、李石清等人,自以為有錢有勢有本事、有手腕,在這個社會上“混”得不錯,實際上卻被以金八爺為象征的力量掌控,直到最后,他們才明白自己處于被捉弄的位置。

  相對于人的不自知而言,另一種人受自身束縛的情形為自知而不能自勝。《日出》中的陳白露、《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原野》中的仇虎都是這樣的人物。陳白露懷著“飛”的欲念,獨自闖入了現代化的大都市。為了生存,她套上金錢的枷鎖,成為大公館里公眾的玩物。在她意識到這些時,卻永遠也回不去了。“一方面,她洞悉資產階級社會的種種丑惡,特別是資產階級的虛空的靈魂與道德的墮落,對他們極度的憎厭;一方面,她又留戀著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對資產階級所能供給的物質享受非常沉迷。”[5]302她想擺脫而無法擺脫多年來所習慣的“公館”式的優裕生活,這是自知而不能自勝的束縛。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生于士大夫家庭,習慣了北平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后成為“生命的空殼”。他沉滯懶散,懶于一切,懶到不想感覺自己還有感覺。后來在愫芳的鼓勵下,他終于踏上了出去闖蕩的路途,但依然無法戰勝自己,最后又回到那個自己厭惡的家。寄生蟲式的生活習慣已徹底消磨了他的生存意志,他沒有力量克服自身的缺點,也沒有力量與困難搏斗。他自知而無法戰勝自己,是人被自身束縛的悲劇。

  《原野》中的仇虎,焦閻王活埋了他的父親,賣了15歲的妹妹,陷害他入獄,所以他誓死要報這血債。他殺死了焦王爺的兒子,并誤殺了焦大星的兒子。然而這一行動沒有讓他獲得絲毫的快慰,相反陷入無邊的惶恐之中。他實現了多年來的愿望后,沉溺于一幕幕的幻覺之中,迷失了神志。在“父債子還”的指引下,他展開了復仇行動,殊不知這個宗法的倫理觀念是一把雙刃劍,在殘害對方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毒殺自己。兩代似海的冤仇沒有將他壓垮,8年殘酷的牢獄生活沒有使他的靈魂屈服,他戰勝了仇人,卻無法戰勝自己。這也是一種不自知。

  曹禺與錢鐘書在揭示人的不自知、自知而不能自勝的情境時異曲同工。人生存在世界上,想認識外部世界,更想認識自身。中國現代文學反映的大多是一種在民主、科學、自由等啟蒙主義的現代性目標與精神指引下的啟蒙化寫作。這種思想對于人的理性精神積極張揚,對于人能有力地把握現實客觀世界及自身主觀世界也是持樂觀態度的。曹禺與錢鐘書作品中體現的人受自身束縛是一種在比較樂觀地張揚人類理性背景下的反省。探討人類的不自知也正是為了更好地自知,人類受自身束縛也是認識自身的一個角度。從這個意義來看,將他們的作品放在一起來進行思考是有價值的。

  二、人受偶然性不可知力量的擺布

  人生活在社會中,除了主觀能動性影響著生活外,還有外界的機遇或環境。有些事情是人力可為,或有一定的主動性,有些事情非人力所能控制。如果將人對自身的認知看作是對“內因”的認知,那么對外界的認知便是對“外因”的認知。內因和外因一起構成和影響著人的生命、生活活動。

  在《雷雨》中,周萍與繁漪亂倫,有肉欲的需求,也有虛空中兩個靈魂的相互慰藉。這是周萍妄圖沖破人倫道德實現自我所愿的一次盲目大膽的嘗試。然而他并非一個徹底的勇敢者,倫理道德在心中依然存在,并時時刻刻刺痛他。他掙脫繁漪去找四鳳,企圖找尋別樣的路來挽救自己,洗滌自己,開始新的生活。然而他逃離母子亂倫的陷阱卻陷入兄妹亂倫的坑。他掙扎著、努力著,進與退都無法擺脫這偶然或必然的命運安排。繁漪這個不甘屈服的雷雨式的女人,決斷地要沖破扼制她情與欲的生活囚籠,不顧一切地爭取想得到的,放棄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甚至不惜毀滅這一切。然而情人開槍自殺,無辜的兒子死于非命,所有的人都在她揭示出秘密的真相后連虛假的平靜都無法再擁有。對于侍萍,生命是無可逃避的輪回,30年前是自己不可回首的噩夢,30年后,噩夢重演在兒女身上。當她說讓自己的一雙兒女走到遠遠的地方,永遠不要再看到他們時,她的心里是多么痛楚而又無可奈何。她愿意背負兒女亂倫的秘密,獨自吞咽羞愧甚至罪惡的苦果。命運讓她親眼看到一雙兒女死在自己的眼前。一個善良堅韌的女人,承受如此多而重的心靈之難。周樸園貌似控制著周公館。他喜歡侍萍,卻為了現實辜負了她;兩個兒子都背叛了他,一個是情敵,一個是“階級敵人”。他努力想維護這個家的完整,但最后倒坍。對于他而言,一切只是徒勞的虛空。四鳳和周沖更是被無辜捉弄。他們心底純潔、充滿夢想,卻糊里糊涂地成為無情命運的犧牲品。《雷雨》里的8個人物就這樣在偶然性里演繹著他們的歷程。保羅·蒂利希認為:“命運是偶然性的法則。在不可逃避的,由某種原因引起的決定性后果的意義上,命運通常等同于必然性。可這種必然性又不是那使命運成為焦慮的因果必然性,而是最終必然性的缺乏即非理性,它便是命運不可穿透的黑暗。”[6]36

  在錢鐘書的作品中,人受偶然性及不可知力量擺布的命題也得到了印證。《紀念》中,女主人公曼倩畢業時,還沒有找到愛情。正當她沉悶無聊時,父親老朋友的兒子才叔來到她家。曼倩與才叔逐漸熟悉親近起來,最后喜歡上了才叔。父母親相互怨怪,認為才叔家里窮,沒有前途。這是第一個偶然性事件。曼倩與才叔結婚,并未維持多久的興奮。身為家庭主婦的曼倩逐漸對習以為常的生活厭倦。恰在此時,她認識了才叔的表弟天健。曼倩對天健有了好感,成了感情上的慰藉。然而,天健給她的是肉體之愛,并出軌懷孕。后來,天健在與敵機作戰中喪生。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才叔竟對曼倩說:“假如生的是男,我想就給他的名字叫‘天健’,也算紀念天健和我們幾個月的相處。你瞧怎樣?”[2]396曼倩從戀愛結婚到與天健認識并出軌、意外懷孕,都包含著很多偶然性。

  在《圍城》中,偶然性的事件更是充滿了人的一生。第一件充滿偶然性的事件是方鴻漸的謀職。趙辛楣猛烈地追求著蘇文紈,蘇文紈卻對方鴻漸有意袒護。趙辛楣一直挑釁、為難方鴻漸,甚至最后為了讓方鴻漸能遠離蘇文紈,減少他們接觸的機會而推薦方鴻漸去三閭大學任教。這個用意正好成就了方鴻漸,使他暫時擺脫失業的困境,找到了一份工作。另一件發生在趙辛楣與方鴻漸之間的事也帶有偶然性。趙辛楣后來發現是一場誤會,二人坦誠交往。他離開三閭大學時把自己的書籍留給了方鴻漸。這本書被方鴻漸的同事偶然發現,告發給校長高松年。高松年以此為借口將方鴻漸辭退。這件事可以說是本無惡意卻得惡果。這兩件事情都是偶然引發,動機與結果卻截然相反。

  方鴻漸與孫柔嘉的情感發展也充滿偶然性。開始方鴻漸對孫柔嘉并非有意。然而趙辛楣經常的調侃,潛移默化地促進了方鴻漸對孫柔嘉的親和感。后來,在香港三人相遇,趙辛楣得知方鴻漸與孫柔嘉未婚同居及柔嘉因暈機而嘔吐的事,便猜測孫柔嘉可能懷孕,并給予財資上的幫助,促使他們提早結婚。這是趙辛楣在促進二人感情進展方面的偶然性。同樣在促進感情分裂時也在無意中起了一定作用。趙辛楣出于對方鴻漸的關心,建議離開當時并不理想的工作,并邀他一起去重慶共事。孫柔嘉卻希望方鴻漸聽從她的安排去姑母的銀行工作。他倆為此意見相左,發生爭執,最終分手。以上這些都是方鴻漸與孫柔嘉感情經歷過程中所體現的偶然性因素。生活往往充滿變動與意外,曹禺和錢鐘書都看到了偶然性在生活中的重要影響。

  三、人的超越

  錢鐘書和曹禺都從人受自身束縛和偶然性力量影響揭示人的生存境遇,最終的超越才是人類面對生存困境需要的姿態,對此兩位作家也在作品中體現出自己的思考。一方面通過愛與悲憫讓人物找到出路,另一方面直面現實達到一種反抗絕望的超越。在《雷雨》中原先威嚴、強勢、霸道的周樸園在戲劇尾聲變成了一個虛弱的老人。他面對兩個已經瘋了的女人展示出了年輕時所沒有的懺悔與溫情。正如《雷雨·序》中所言:“我念起人類是怎樣可憐的動物,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看著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7]62作家在經過激烈的自我探索、拷問“人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為何而活”之后,以愛與悲憫達到存在意義上的超越。

  另外,在曹禺和錢鐘書的作品中盡管人物面臨著生存的種種困境,但他們都讓部分角色充滿勇氣地直面生活,這為作品增添了一些光明與力量,也揭示出人面對生存困境時的超越姿態。在《日出》中雖然陳白露在日出前服下安眠藥,將黑暗留在身邊。然而,方達生走了,這里作者并非相信他便會真的迎來日出。作品要表達的是“作者確是希望他終究會找到出路,找到光明,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7]94黎明前工人勞動的打夯聲也成了一種未來的希望之聲。《原野》中雖然仇虎在復仇之后死了,焦花氏卻離開了那個令她壓抑的地方。《北京人》中曾家行將就木。但是,愫芳和曾瑞貞也走了。愫芳這個隱忍多年的女人終于和袁圓他們一起走了,去尋找她新的天地。

  錢鐘書以冷靜的眼光看待生存境遇,對沿途的風景,報以“欣然獨笑,冷然微笑”。《圍城》中的方鴻漸失去了職業,失去了妻子,一切都化為烏有了,但他心里還是生出了希望,覺得一切終究會有辦法的,他也走了,去了重慶。正如加繆在《希緒福斯的神話》中表現出對困境超越的態度。希緒福斯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他,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巨石太重了,每次推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于是他不斷重復、永無止境地做這件事。諸神認為讓他做這種無望的勞動是嚴厲的懲罰,讓他感到幻滅和失敗。然而,就算知道推上去注定要滾下來,希緒福斯還是要把它推上去,過程本身就是意義。人類生存困境猶如希緒福斯的這塊巨石,錢鐘書和曹禺通過他們的作品,展示出人受自身及偶然性力量的影響,并通過寫悲憫與直面現實表達出了超越的生存態度。

  錢鐘書和曹禺都在哲學的高度上將荒誕這一美學范疇引入自己的文學創作,使小說走出了寫實主義、英雄史詩的凝重感,獲得了與現代主義相通的荒誕意識和哲學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在作品中展示了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思考與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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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錢鐘書. 錢鐘書文集[M]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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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課程學習指導([Z]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6]P .蒂利希.存在的勇氣[M].成窮,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8.

  [7]曹禺.曹禺自述[M] .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


作者單位:西安培華學院人文與國際教育學院
原文出處:王麗麗.從曹禺和錢鐘書的文學創作看人的生存境遇[J].呂梁學院學報,2021,11(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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