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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事權利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模式構建研究

來源: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作者:張偉
發布于:2021-10-08 共6496字

  摘    要: 在建設法治中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進程中,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和現代化是中國社會治理面臨的必然選擇和戰略任務。法治和社會治理的價值判斷與利益選擇是一致并相互契合的,即保護民眾的民事權利與最大福祉,這就勢必要求建構以民事權利的保護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模式與運行機制。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應借助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創新水平。

  關鍵詞:     民事權利;社會治理模式;實踐探索;

  一、民事權利的保護與社會治理的價值追求

  社會治理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多種主體通過平等的合作、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范,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社會治理的邏輯起點和終極價值追求應是保護普通民眾的人身安全和人身權利、財產安全和財產權利、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社會公共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法治不僅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的價值追求是限制公權力,保護民眾的私權利,即民事權利。由此可知,社會治理和法治建設的價值追求是一致和相互契合的。

  在社會治理中,參與社會治理的各方主體應始終秉持對民眾民事權利的敬畏之心,將民事權利置于社會治理的核心地位。在現代文明、民主、法治社會中,社會交往規則由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演進為權利法則,權利不僅是保護民眾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的外殼,也是社會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維護者。在社會治理進程中,只有對民眾的民事權利予以承認、尊重和保護,才能使民眾生活在安全、公正、健康、有序的社會生活狀態中,方能契合社會治理的價值追求和目標實現。否則,將與社會治理的價值判斷背道而馳、南轅北轍。國家治理體系是以法治為基礎建立的規范體系和權力運行機制,《民法典》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制度保障,在其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法治不僅包括通過公法明確公權力的行使范圍和程序,也包括通過私法維護市民社會的有序運行。其中,私權保障既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目的,也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環節[1]。由此可知,民事權利的保護與社會治理的價值追求緊密相連、相輔相成。脫離了對民眾民事權利的保護,社會治理就淪為空談。沒有良性有效的社會治理,民眾的民事權利則很難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

  二、構建以民事權利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模式與運行機制

  (一)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基石

  社會治理必須奠基于法治之上,否則,社會治理將陷入個人意志恣意妄為的泥潭和深淵,民眾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不僅得不到切實有效的保護,甚至會頻遭侵害。法治的核心要義是規范公權力、保障私權利。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建設,是社會治理的根本保障。同時,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構建以法治為基石的社會治理模式與運行機制。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要義是健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基本法,《民法典》構成我國法治體系的基礎,在現代治理體系中具有基石的地位[2]。《民法典》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也是社會治理的大憲章。《民法典》堅持權利法定位,創設新型民事權利體系,推進權利本位型社會治理;堅持私法自治理念,構建多元民事主體制度,推進社會治理社會化;堅持契約治理理想,完善共商共治共贏機制,推進社會治理契約化;堅持守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交換正義、分配正義、矯正正義,推進社會治理公正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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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構建系統化、網絡化、立體式社會治理運行機制

  在社會治理中,應積極發揮參與社會治理的各方主體的作用,逐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并逐步培育提升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價值和應有作用。多元共治是政府職能轉變、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升級的必然結果。隨著政府簡政放權向社會賦權增能的持續推進,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和個人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4]。社會矛盾應加強預防和提前化解,決不能待矛盾激化再予以解決,必須深化源頭治理。現代社會治理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構建系統化、網絡化、立體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與運行機制,才能及時預防、化解社會矛盾,有效保護民眾的民事權利。

  (三)發揮現代科技的支撐賦能作用,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

  人類社會的發展變遷已經由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轉向信息文明,目前處于網絡時代和大數據時代,并逐步走向人工智能時代。這就勢必要求社會治理借助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積極推動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將社會治理法治化、現代化、專業化、智能化緊密有機結合。在治理模式方面,推動治理主體多元化歷來是社會治理模式創新的重要內容,而新興的信息技術讓政府、社會與市場的合作模式更便捷、更精準。如深圳金融辦推出P2P平臺投訴通道,該平臺可受理注冊地在深圳的P2P網絡借貸平臺投訴舉報信息,廣大投資人可通過微信一鍵舉報,推動相關問題及時解決等[5]。《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處于信息時代智能互聯的背景下,現代科學技術為社會治理賦能創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智慧社會的三條主線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借由信息技術推動政府治理創新,提升政府治理現代化[6]。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時刻警惕對民眾民事權利的冒犯和侵害。尤其是應極力加強對民眾隱私權、個人信息權、生活安寧權的保護,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獲得的民眾個人信息,其價值在于保護而非挖掘。

  三、以民事權利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模式相關實踐探索——山東省部分地市調研情況與理論分析

  (一)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

  淄博市博山區地處魯中南部山區,是山東省重要的老工業基地,曾對山東省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作出過卓越的貢獻。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和工業布局的重新推進,博山區經濟面臨著轉型和挑戰,存在諸多歷史遺留問題。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和客觀因素給社會治理提出新要求。當地黨委積極探索社會治理的新模式和相應舉措。實踐探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在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中踐行“前端工作法”,以有解思維實現矛盾糾紛不出“格”。

  堅持關口前移、重心下移,以網格化服務管理為依托,積極踐行“前端工作法”,在摸排前移、引導前移、接訪前移、糾紛前移上下足功夫,把“最后一道防線”前移到網格“第一線”,以有解思維推進矛盾糾紛化解在網格內,社會矛盾特別是信訪形勢持續好轉。

  2. 立足流程再造,促進社會治理。

  近年來,博山區委政法委、博山區人民法院緊緊圍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并依照平安山東和法治山東“金招牌”工作要求,積極實施流程再造,實施“一次辦好”等新舉措,在公安交通警察部門設立“于揚法官工作室”,全面整合了人民法院、公安交警、人民調解、保險公司等各方面各部門力量,顯著提升了交通事故糾紛化解的效率和效果,把“最后一道防線”的工作前移到工作“第一線”,提供了可加以借鑒甚至可以復制的先進經驗模式。

  3. 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力量和應有作用。

  社會組織在黨和人民政府聯系民眾中發揮著橋梁與紐帶作用。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對于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調解,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義。

  4. 打造小案偵防品牌,全面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

  博山區公安分局堅守“小案連民心”“小案不小看”的價值理念,積極主動回應群眾的期待,把“小案件”當作“大民生”,在全市公安機關率先創新推行“小案”偵防機制。

  (二)山東省煙臺市龍口市

  煙臺市龍口市地處膠東半島,屬于山東省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雄厚。龍口市委、市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積極探索、勇于創新。其實踐探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自覺擔當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使命。

  以防范化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為突破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更多的資源、服務、管理下沉到基層,更有力地服務廣大群眾、化解各類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切實提高市域社會治理系統化、社會化、精細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

  2. 進一步聚焦關鍵領域,積極探索并實施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新模式。

  一是突出政治功能,不斷并著力加強黨對社會治理各項工作的領導。二是進一步突出開放共治,全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在民事主體制度方面將社會組織的能動性與對社會組織實施有效監管予以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各類民事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良好作用。三是突出各類載體的支撐作用,全面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3. 全面啟動“法治龍口”建設。

  一是全面樹立法治信仰的價值追求,秉持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二是著力加強平安城市建設,嚴厲打擊侵犯民眾財產權和人身權的違法犯罪活動,將民眾的民事權利置于社會治理和平安城市建設的核心地位。三是深入推進和諧城市建設,切實有效增加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使人民群眾生活的安全、安寧、幸福而有尊嚴。

  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基石,社會治理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逐步建成必然從根本上進一步全面加強對民眾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尊重和保護,更加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在社會治理中積極有效地推動法治龍口、平安龍口、和諧龍口的建設,發揮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基石和保障作用。

  (三)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

  菏澤市定陶區地處魯西南平原,屬于傳統的農業種植業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相對于膠東沿海和魯中地區,經濟欠發達。定陶區委、區政府立足本地實際,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秉持的原則、創新之處和運行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以黨建為引領,充分發揮黨員的骨干帶頭作用。

  在黨員的示范帶動作用下,把松散的農民組織聯合起來,形成社會發展、社會治理的合力。持續加強黨支部規范化建設,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積極推動機關、社區和農村等各級領域基層黨建工作全覆蓋,并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2.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發展工作的重要抓手,始終圍繞人民之需、人民之想、人民之思。菏澤市定陶區在農業發展、工商業經營、文化教育改革、脫貧攻堅等各個方面,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治理成效,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滿足感和安全感不斷增強。這勢必要求基層社會治理始終全程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將民眾的民事權利置于社會治理的核心地位。

  3. 注重集體經濟的基礎性地位。

  在土地流轉運作、村居搬遷、社區重整過程中,預留一部分集體用地、集體資產,社區可以獲得一部分租金收入、土地租賃收入,小區的公共服務具備了財力支撐。定陶區南城社區、楊店社區和梁堂社區等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逐步通過適度土地流轉,最終實現了土地規模化經營。通過村莊整體搬遷、宅基地整理等方式實現用地指標交易,村集體經濟不僅得以盤活而且不斷發展壯大。部分農戶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和其他勞動,逐步增加了經濟收入和財富的積累。農民喪失土地不僅沒有引發隱患和社會風險,反而在現實上促進了土地適度規模化經營,并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土地流轉運作、村居搬遷、社區重整過程中,涉及村民最重要的財產權。農戶的宅基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耕地承包經營權等最重要的財產性權利發生了變更。上述舉措必須依法進行,在法治的軌道上和范圍內運作,必須依法嚴格保護村民的財產權。無論政府、集體組織、其他社會組織絕不能脫離法治的軌道,更不允許侵犯村民的上述財產權和人身權,否則,不僅是違法行為,背離社會治理的宗旨,也容易引發社會風險。目前,無論從立法層面還是社會實踐現實而言,農村的耕地已經形成村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經營者使用權“三權分置”的結構模式。這就勢必要求對三者的合法權利加以保護,既保護三者各自的權益,又做好彼此之間的利益銜接。

  4. 注重發展成果共享,促進共同富裕。

  壯大集體經濟、改善公共服務、鼓勵農民參加各類合作社、對貧困戶精準扶貧,從而成果共享,保障和促進了社會穩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這就要求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盡最大限度地降低貧富差距、實現成果共享、減少社會不公,將社會發展各項成果和改革開放的紅利惠及全體民眾。

  5. 堅持鄉村振興的道路。

  通過鄉村振興之路,持續不斷改善民生、全面提升村民實際生活水平。菏澤市定陶區地處魯西南平原,屬于傳統的農業種植地區,工業基礎相對薄弱。鄉村振興之路既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又能滿足村民的經濟收入需求和文化教育需求,使村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通過對山東省魯中地區(淄博市博山區)、膠東地區(煙臺市龍口市)和魯西地區(菏澤市定陶區)社會治理的相關調研分析,發現山東省不同地區在社會治理方面,既有相通的共性之處,也有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地方性特色。其相通的共性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黨建為引領,充分主動發揮黨建優勢,確保社會治理沿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前進。二是堅持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基石地位。培育法治思維,積極建設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積極踐行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三是積極進行社會治理的創新,借助現代科技手段的支撐和賦能,全面提升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培育社會治理的新模式和新格局。四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作為社會治理的核心,作為社會治理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

  不同的地區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創建出不少原創性、具有本地域鮮明特色的社會治理舉措。淄博市博山區以有解思維實現矛盾糾紛不出“格”、踐行前端工作法、流程再造、積極發揮社會組織的力量和作用、打造小案偵防品牌、東頂模式等,既具有創新性和地方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可復制性。博山區的上述舉措在山東省基層社會治理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和較大影響力。煙臺市龍口市啟動的全面“法治龍口”建設,不僅樹牢了法治的信仰追求,而且推動了平安城市與和諧城市的建設。菏澤市定陶區注重集體經濟的基礎性地位、通過成果共享推進共同富裕、堅持并積極打造符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鄉村振興道路。

  依照山東省部分地市社會治理調研情況并進行理論分析,可以發現社會治理既具有不可動搖的必須堅持的原則和方向,具有相通的共性之處,又具有符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的地方舉措和特色。有些創新性的社會治理舉措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可復制性,有些針對本地區實際情況的舉措則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無論是共性之處,還是地方性特色,均全部始終秉持法治的基石性作用,均始終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均將民眾的民事權利置于社會治理的核心地位,將對民眾的民事權利保護視作社會治理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積極創建以民事權利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模式和運行機制。綜上所述,山東省在社會治理進程中的勇于探索和積極實踐,始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始終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實加強和發揮黨建的作用。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基石,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始終將民眾的權利保護置于社會治理的核心地位,積極提升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打造“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社會治理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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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劉志筠預防化解多元治理主體利益沖突的制度架構[J] .理論導刊, 2021(2):76-81.

  [5]林逸濤、嚴紅梅城市智慧化治理賦能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J]特區實踐與理論, 2021():85-88.

  [6]史蕾智慧社會視閾下治理現代化路徑探析[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14-19.


作者單位: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
原文出處:張偉.民事權利與社會治理模式問題探索[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1,33(05):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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