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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當代學者對庾信的批評及其成因分析

來源:商丘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曹萌,王秋秋
發布于:2021-08-18 共5808字

  摘要:現當代學者對庾信其人其文的評論基本上繼承了古代庾信評論的毀、譽兩種觀點。現當代學界對于庾信批評的毀與譽,盡管站在時代理論高度之上,運用了新的理論方法,但是在對庾信文學創作的批評過程中,仍然沒有擺脫或毀或譽的兩種極端觀點,批評內容中許多具體意見,仍是對古代庾信評論觀點的再度重復。造成這種對庾信文學批評上的周而復始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學術界一直沒有超越基于農業文化傳統而產生的重實尚用觀念,以及由此決定的傳統文學批評的經世致用標準。

  關鍵詞:現當代;庾信批評;毀譽;文學價值觀;

  作者簡介:曹萌(1959-),男,遼寧建平人,教授,博士,東北師范大學兼職博士研究生導師、蒙古國立教育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王秋秋(1978-),女,遼寧鞍山人,講師,博士。;

  中國近代,列強入侵,清政府腐敗,內憂外患,民生凋敝,社會動蕩,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一度陷于低谷。學界對于南北朝時期由南入北的著名作家庾信的研究,也像古代文學史上無數杰出作家一樣被擱置。進入現代以后,隨著發展新文化、建設新文學之潮的到來,學界對于庾信的批評研究,也有所推進。考察現當代文人學者對庾信其人其文的評論,可以見出,這些批評意見基本上繼承了古代庾信評論的毀、譽兩種觀點,因而外在表現上,顯現出現當代的庾信批評是古代庾信評論的重復;然而值得思索的是,現當代的庾信批評已然是站在了時代理論高度之上,尤其是當代的庾信批評,更是融入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但是現當代的庾信批評,仍然體現出毀與譽的兩極,無論是批評的語句還是觀點的核心,仍然基本是對古代庾信評論意見的重復。有鑒于此,本文擬辨析現當代庾信批評的或毀或譽及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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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代學者對庾信的批評

  現代評論庾信其人其文的主要批評家有鄭振鐸、王瑤、錢鐘書諸人。他們都適應建設新文化的時代風潮,力圖從庾信的創作里淘汰掉舊的文化元素,挖掘出有助于建立新文化的建構性元素,而且以后者為主。基于這樣的思想,鄭振鐸在批評庾信時說:"(庾信、王褒)這二人所作,原是齊梁的正體,然而到了北地之后,作風卻俱大變了:由浮艷變到沉郁,由虛夸變到深刻,由泛泛的駢語,變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齊梁體中,達到了一個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像那樣的又深摯又美艷的作風,是六朝所絕罕見的。"[1]254這可以見出鄭振鐸對王褒、庾信二人入北后所創作的那些具有沉郁、剛健風格的作品是抱有高度肯定的。同時,也很容易見出鄭先生是在倪璠的基礎上將庾信創作前后期分別對待的,他改變了傳統的對于倪璠將庾信文學的南北創作平分秋色的評價,而著重對其入北后的創作大加稱賞;同時,鄭先生不僅注意到了內容的變化,還將內容和形式結合起來進行評價,這是前人所沒有認真做過的。

  王瑤先生的意見與鄭振鐸的意見頗為近似。其區別在于前者是將庾信與另一個南朝大作家徐陵進行對比之后,再側重于對庾信創作進行批評和評價。他說:"徐庾相較,當然庾信的地位是更高的。他高出徐陵的原因,自然是因為他后半生二十多年的流離羈旅的生活經驗,使他能在注重形式的文體里,輸入了一點抒寫悲痛的內容。"[2]151-152分析對比鄭振鐸與王瑤兩位先生的庾信批評,盡管他們均對庾信入北后的創作持肯定的看法,但兩人的肯定程度卻有所差異:鄭氏認為庾信的作品"美艷"而"深摯",王氏則認為庾信能在"形式美的文體里,輸入了一點抒寫悲痛的內容".如果結合庾信進入北朝以來所創作的大量作品看,王先生的意見顯然有失偏頗,至少是不確切的。

  現代學者錢鐘書對庾信其人其文也有過評價,他更多的是基于"一分為二"的哲學思想立論的。因此,能夠在駕馭庾信全部創作的基礎上,既將他在南朝和北朝的文學創作區別開來,又能從內容到形式給予分別地考察,再從文學史的角度縱向并深入地予以評價。他說:"子山詞賦,體物瀏亮,緣情綺靡之作皆居南朝所為,及屈體魏周,賦境大變……無不托物抒情,寄慨遙深,為屈子旁通之流,非復荀卿直指之遺,而窮態盡妍于《哀江南賦》。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運故實,明麗中出蒼渾 ,綺縟中有流轉;窮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虛說。至其詩歌,則入北以來,未有新聲,反失故步,大致仍歸于早歲之風華靡麗,與詞賦之后勝于前者,為事不同。"[3]300在評價了北朝時期庾信作品之后,他接著又說:"然章法時病疊亂復沓,運典取材,雖在左右逢源,亦每苦支拙,不得已而出于蠻作杜撰。"[4]1517這樣,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評價,比起前人是進步的,因為方法的嚴謹全面,也使得錢鐘書的結論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綜合上述中國現代三位學者對庾信的評價意見,就總體傾向看,是基本一致的,雖然錢氏對庾信的創作有所微詞,卻也是在肯定的基礎上。從共性的角度看,他們在批評上的共同點是都能做到由人及文,從史的角度入手而進入評價文學創作,所以他們既繼承了晚清的批評方法和意見,又比晚清的評價全面而準確。

  二、當代學者對庾信的批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當代的評論家和學者伴隨著新時代的文化和文學思潮,將庾信批評推向一個新高度。新中國成立后,其時由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原理和方法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以及文學社會學等研究方法隨著改革開放而被引進,這些文學批評方法和理論,為當代文學批評家批評庾信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隨之產生了一系列評價庾信的新觀點。

  譚正壁、紀馥華兩先生在當代研究庾信上最先發軔。他們基本繼承了前人關于庾信研究批評兩分法的做法,但在具體評價中,他們對庾信前期創作否定得更為堅決和全面,對庾信后期的創作給予的肯定更高。兩人共同撰文認為:"庾信的一生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因此他的作品內容和風格也隨著這兩個時期而有所不同。第一時期……寫過許多內容空虛的、輕浮的、綺艷的宮體詩。第二個時期……詩賦作品的寫作動機和態度可以說完全變了……讀了他后期的作品,我們好像聽到了一曲格調慷慨凄涼、氣魄宏偉瑰麗的悲歌。"[5]9-11在這段評論里,作者雖然承襲著前人的批評意見,但卻有了兩點較大的突破:一方面,明確地指出因庾信生平經歷不同而在他的創作中表現出前后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另一方面,則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上探討了庾信后期創作風格的形成,即"由于他生活在北方,北方民族的豪放性格,荒涼嚴寒廣袤的自然環境,以及北方民歌中的那種'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樸素遼闊的意境,也都給他以極其深巨的影響"[5]14.這樣,譚、紀兩先生的評論,不管是論點的鮮明準確,還是論述考察范圍的廣闊,的確是前人所未能達到的。因此,他們的觀點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就被學術界視為權威性的結論。此后又有劉開揚、王毓、游國恩諸先生在庾信研究和批評輪上闡述過自己的觀點,但就觀點意見的核心內容而言,他們大都依從了譚正壁、紀馥華對于庾信的意見和觀點,或作補充,或襲承原說。

  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于"左"傾思潮的泛濫,其時的文學批評研究領域也明顯地出現了"左"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庾信評價上,也有所體現。如其時青年學者張可禮在《文史哲》雜志上發表了題為《如何評價庾信及其作品的"故國之思"》一文,這篇近萬言的論文中,作者首先從庾信其人入手,通過庾信南臣北仕經歷的描述,說明并確認庾信"是一個投降變節的可恥文人".繼之由人及文,認為庾信作品中的"故國之思"也是文過飾非、掩人耳目的欺人之談,根本沒有什么真情可言。繼之,再以庾信的文學創作用典辭采追求太過為根據,否定了他的全部創作。考察張可禮該論文的總體傾向和他那些比較生硬決斷的觀點,可以見出其中極"左"思潮的影子,正是因為這種社會思潮的影響,才使得作為批評家的張可禮對庾信創作批評顯現出武斷和偏頗。溯本追源,張可禮對庾信批評的觀點,其實并無新意。而是從金人王若虛和清人全祖望的觀點移植而來;在論證上,張可禮又大多從政治考量出發,過分地強調階級性,把民族之間、統治階級內部之間矛盾當作階級矛盾來籠統對待。張可禮這篇評價庾信的文章問世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國學術界所有的古代文學研究基本停止或被扭曲,庾信的研究也在此時按下了暫停鍵。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庾信研究得到繼續。從1980年起,陸續有張明非、張錦池、顧竺、于非、葛曉音、凌迅、許逸民、孫秋克、李嵐、鐘優民諸人先后著文,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許東海在1984年又以專著《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加入這個行列中。進一步考察可以見出,此一時期大陸學者對庾信的批評論述,其共同特點是大都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從庾信的家世來歷、生平經過、創作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特色來評價和分析庾信。由于這些學者能比較成功地吸收前代人的研究成果,又大多從比較客觀的社會學角度考察分析庾信及其創作,所以他們的批評觀點也大多體現出客觀性和歷史性,張譽兮先生的意見可謂其中的代表性觀點。他說:"南方溫和濕潤的氣候、清麗曼妙的景致易使詩風流麗、綺艷; 而北方的凜冽干燥、大漠秋風卻往往會使詩人胸懷壯烈,詩風亦隨之變得豪放、悲壯。庾信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其創作風格更是隨著其所處地域空間的不同而呈現出極大的風格反差,對南北朝文學的融合以及中國文學的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6]23

  因為時代和時代理論的發展,單純的文學社會學角度的分析和揭示,不免會導致一定的批評盲區和考察死角。因此,"文革"結束以后,大陸諸家的觀點和結論,雖然有一定的歷史性和客觀性,但就其得出結論的方法和論證過程看,又不免顯得籠統和缺乏嚴密性,尤其是對庾信的藝術成就分析結論,更是如此。

  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許東海的庾信研究,基本延續著晚清學者的批評模式。他在對庾信的全部文學成就概括總結時,主要基于廣博的引證和全方位歸納前人觀點,而在對庾信賦的研究上,又采取了大陸學者一貫的分析時代背景與賞析篇章結構的方法。更可貴的是,《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這部力作在對庾信藝術成就的分析方面,嘗試性地采用了現代科學方法,即通過日本學者及作者本人挖掘的一些材料,甚至用計算機處理的材料,來說明庾信在辭采追求、聲律努力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從而使他的著作在庾信研究歷史上,占到了一個時代的制高點。這樣,《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固然在對庾信的總體評價及采用的評價方法上,有所未逮,但在對庾信藝術成就的分析和評價上卻是空前的,也能夠給人以新的很好的啟示。

  新時期以來,人們更多的是注重對庾信的代表性作品予以鑒賞。如《宿州教育學院學報》刊載的賀劼的《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從〈小園賦〉看庾信的藝術成就》,以及《揚子晚報》刊載的竺柏岳的《庾信文章老更成》等,除了幾篇學位論文外,學術刊物上專門研究評價的論文則少了許多。

  三、現當代庾信批評或毀或譽的原因

  綜上所述可以見出,現當代關于庾信的研究評價,基本上還是因襲了隋唐以來對于庾信批評或毀或譽的兩個極端,亦即以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壽為代表的"艷冶""綺靡""輕險"詆毀說,和以杜甫為代表的"清新""蕭瑟""老成"的贊譽說。這兩種相左的觀點產生以后,并行存在,相持了一千多年,彼伏此起,竟長爭高,多次在某一時期出現"重復",而現當代的庾信評價仍然沒有離開這個套路。對此,很多學者也試圖予以解釋,但語焉不詳,結論未能令人滿意,只有錢鐘書先生對此的說明較為精辟深透。他在其《管錐編》里指出,庾信批評千余年來所以仁智互見毀譽不一,根本原因在于:"好其文乃及其人者,論心而略跡;惡其人以及其文者,據事而廢言,半桃啖君,憎愛殊觀;一口吐息,吹噓異用。"[4]1519-1520錢先生在這里將這種現象的出現,歸結在對庾信創作的愛好與否上,認為之所以在庾信批評上體現出毀與譽的并行,主要因為批評者的藝術好尚的不同,這從我們以前的描述中即可看出,雖然不很確切,但尋根到由人及文,還是比較有道理的。

  在古代,由于批評標準和批評方法局限所造成的對于庾信文學批評的毀和譽,除了因為受庾信人格牽扯之外,還與我國傳統文學批評的標準和方法有密切關系。古代中國是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的農業文化國家。農業文化表現在思想觀念上的突出特征是重實尚用,這就是前代學者所說的"吾人重實際而黜幻想".這樣的文化傳統,也很自然地影響到對文學的評價中,使得中國人傳統的文學價值觀也帶有濃重的重實尚用色彩:人們往往以文學作品反映了多少真實歷史的東西作為衡量創作優劣的標尺;在文學作風上,也表現為尚樸素而"不祖浮靡之氣",因而對于華麗的藝術形式和文學創作中雕飾辭采,也體現出一定的排斥。正因為如此,經世致用才是文學最高的追求和評價標準。庾信的文學作品創作產生在六朝時代,其時正是中國文學史上形式主義文學最為發達的階段,庾信又是六朝文學家中的杰出者,他的創作在形式美的方面也最為著力,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這便是他在一干重實尚用傳統文人學者眼里不被接受的主要原因了。所以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壽這些以儒學為根基的哲學家和史學家都對他大加詆毀。因為他們使用的批評標準極為片面,也就同時給從另一方面批評庾信的學者文人留下了可以駁詰的空間,所以雙方就有了不斷的觀點爭持和對立。

  進入現當代以后,雖然在批評方法上學者們除了使用傳統的藝術直感的方法外,還大多采取文學社會學方法,后者作為批評方法比起藝術直感法要進步和深刻得多,但是僅用這一方法評論庾信,仍然顯得簡單和片面。因為文學社會學方法對于文學創作僅能作出歷史的、社會方面的價值評判,而對于藝術,尤其是文學藝術的內在結構、審美價值卻鞭長莫及。這樣,僅僅是文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就為其他的方法批評研究留下商榷的空間,成為造成批評意見矛盾,且不能科學地化對立為統一。這樣在對庾信的評論中,出現毀與譽的簡單的二元對立一直延展到當代也就是自然且為必然了。

  歷史對于任何人的評說,都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又是一個開放的過程。這是因為每個參加這個過程的批評者,都在使用他所處的時代的思想方法,都處在他所立足的時代理論高度,對于庾信的評說也自然如此。因此,既然已經參加到評說庾信的行列中來,而且還發現了此前批評上的不足與缺憾,時代所賜予的認識能力和理論高度,就必然會推動著庾信研究者努力排除這一過程中的悖論,從而使庾信評說逐漸地體現出公正和科學,這也是必然可待可期的。

  參考文獻

  [1]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卷)[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2.

  [2]王瑤中古文學風貌徐庾與駢體[M].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

  [3]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 1984.

  [4]錢鐘書管錐編(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5]譚正璧,紀馥華庾信詩賦選(序言)[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

  [6]張譽兮。文學地理觀照下的庾信創作[J].宜春學院學報,1984(7)。

作者單位:莆田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 鞍山師范學院文學院
原文出處:曹萌,王秋秋.現當代庾信批評的或毀或譽及其根本原因[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21,37(08):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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