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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小說翻譯中女性敘述的詩學

時間:2015-01-17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031字
論文摘要

  勒菲維爾( Adrew Lefevere)[1]12 -3在探討中西方讀者對待翻譯的不同態度時,曾經指出西方讀者在閱讀翻譯時,會越來越覺得原作偉大,而中國讀者在閱讀翻譯時會覺得譯作偉大,因為他們把譯作當成了原作。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閱讀取向顯示了中西讀者對待翻譯的不同態度,西方讀者在閱讀譯文時還記得其背后仍有原文,而中國讀者則把譯文當成了原文,這樣所導致的結果就是讀者往往青睞通順的譯文,如果譯文不通順,就會認為譯者沒譯好。中國翻譯史上的很多名家,如嚴復、林紓以及后來的傅雷,就是這樣成名的———中國讀者閱讀《約翰克里斯多夫》就是認為自己在閱讀“原版的”羅曼·羅蘭。這個中的原因不管是因為譯者努力聲稱自己是如何忠實于原作,還是中國讀者對譯者信任也好,都在說明一個問題,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以及其產品的背后是隱形的。肇始于 20 世紀 70 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中,女性主義翻譯日益受到重視。這促使人們開始審視女性譯者的文本是否留下了“女性干預”的蛛絲馬跡,或者展示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對翻譯的特殊體驗。本文以選自女性敘述聲音的經典之作———《簡·愛》的語篇及三個譯本為考察對象,旨在結合案例分析,在與男性譯者文本進行對比的基礎上,展示女性譯者的翻譯過程中在詞匯語法層面所表現出來的性別傾向,并據此表明翻譯過程中所呈現的不同視角和聲音,因而不會涉及譯者在前言、腳注和序言等副文本體現出的話語存在( discursive presence) 。

  一、話語、性別意識形態和敘述聲音

  首先,有必要就有關“話語”( discourse) 和“性別意識形態”( ideology) 的概念給出具體的定義,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這和以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 和勒菲維爾為代表的操縱學派有關政治意識形態的定義是不同的,而且操縱學派主要關注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操縱及對翻譯的改寫。而在批評語言學中,所有關于語言的使用都被認為反映了語言使用者的一套假設( assumptions) ,這種假設和使用者的態度、信仰和價值體系緊密相連。因而,上述兩個概念的定義分別采用了辛普森( Simpson 1993) 和克拉斯( Kress 1985) 的觀點,把意識形態定義為由社會群體所共享并默認的假設、信仰和價值體系[2]3; 話語則為說話或寫作的體制化表達方式,這種體制化的表達能夠給社會文化領域的特定活動提供具體的表達[3]7。性別化的意識形態通過話語層面發生運作,表現出男、女作者或譯者在建構各自話語時所體現的差異,這些差異就是各自的角色、意義和價值取向。因此,不同性別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都必然會影響文本的組篇機制,譬如主位結構、信息結構和銜接等。這些被編碼進詞匯、句法和語篇的性別意識形態向讀者傳達著某種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因此,作為個體的譯者必然首先被理解為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斡旋人; 對于這個斡旋人,其個人語言的語法、句法、發音和詞匯在整個語言系統中都是一套特殊的意義潛勢,表現為特定的觀點和看法。這些特定的觀點和看法在女性譯者的文本中,可以讓讀者看到不同于原作中那套敘述模式的另外一種視角,即女性譯者的敘述視角。真的存在這種差異化的聲音和視角嗎? 這恐怕還得從女性主義的文學研究說起。

  多諾梵[4]348在《女性主義的文體批評》一文中,認為自從伍爾夫( Virginia Wolf) 提出“女性的句子”這一角度來衡量女性作家的作品以來,喬治·艾略特的作品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同時她卻極力稱贊奧斯丁( Jane Austen) 和伍爾夫( Virginia Wolf) 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對于表達女性心理的中肯。同樣,在同一時期的男女作家之間,也會采用不同的話語策略來建構其敘事模式,這就是“話語中性別化的干預”。因此,在文學作品的“話語”層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聲音”。文學批評中對敘事聲音的討論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中期,主要體現在對個體的文學作品敘事技巧的評論層面。

  熱奈特對小說敘事聲音的探討可以看作是結構主義敘事學對敘事聲音研究的開端,之后“敘事聲音”便演變成結構主義敘事學的關鍵術語[6]201。文學作品中敘事的“聲音”包括各種類型的敘述者講述故事的聲音,那么翻譯中的女性敘事聲音往往隱藏在男性支配性的敘述聲音之下,這種被壓抑的“女性他者”( feminine oth-er) 只有通過細致耐心的分析才能被揭示出來。

  在翻譯中把對敘述聲音的探討和對“女性特質”在組篇機制中表現的分析結合起來,才能研究敘述聲音在翻譯中所具有的社會性質和意識形態內涵,并考察導致譯者選擇特定敘述聲音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然而,關于敘述聲音的論述從沒有在原作和翻譯之間進行區分,那么原作中的敘事模式是不是也同樣適用于被翻譯的文本呢? 翻譯文本和原文本是同一個敘述者在講述故事嗎? 在翻譯書籍的封面上如果有女性譯者的名字,那么在文本中能追溯到她在文本中所發出的聲音嗎? 從上面性別化意識形態的論述,我們也可以做出一種合理的推測。這種“性別化的干預”也同樣存在于翻譯文本當中。女性譯者的任務就是要剖析、扭轉甚至顛覆以符號系統的形式運作的父權制話語,彰顯女性譯者在其中的角色,在翻譯的實踐當中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哈蒂姆( Basil Hatim)[7]52曾經舉過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女性主義譯者伽博睿( Linda Ga-boriau) 在翻譯布羅薩德( Nicole Brossard) 劇本的時候,采用了激進的創造性翻譯方法,女性主義譯者的干預隨處可見。僅舉一例,原文西班牙語直譯為英語: This 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 今晚我將不撩起裙子而進入歷史) ,而伽博睿的譯文則為 This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mylegs( 今晚我將不張開雙腿而進入歷史) 。

  這種近乎接近“語言暴力”的翻譯顯示了女性譯者直接從傳統的影子地位中走了出來,對翻譯文本施加影響,當然讀者尤其不懂源語或者沒有看到源語的讀者以為這就是原文,就是原敘述者的聲音。這種強力的性別化干預被認為是女性譯者對“語言陣地的重新占領以及由女性身體所體驗的生命的意義”[7]54。這種從詞匯語義層面對男女譯者所做的分析顯示了性別和意識形態干預在翻譯實踐中存在的事實。下面我們將結合實例,進一步探討這種女性意識形態在翻譯中的體現。

  二、性別意識形態和翻譯中的敘述視角

  湯姆森( Geoff Thompson)[8]192曾經指出,詞匯在語篇中所形成的銜接可以形成語篇中特定人物的視角。在下面我們把選自十九世紀英國女作家夏洛蒂 · 勃朗特的《簡 · 愛》( JaneEyre) 的兩個語篇和其各自的 3 個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展示黃源深( 男) 、吳鈞燮( 男) 和祝慶英( 女) 三位譯者分別在翻譯過程中對各個語言層次上所呈現的差異。為什么選用《簡·愛》中的語篇進行分析呢? 就是因為它被認為是開創了“女性作家自傳體小說傳統的濫觴,被舒瓦特( Elaine Showalter) 認為是女性敘述聲音的‘革命性的開端’”[9]122,展示了女性主人翁開始追求愛情和精神獨立的敘事主體形象。那么女性的聲音又是如何表達的呢? 在生活中,無論是我們看待事物,還是思考問題,如果觀察的角度不一樣,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一點具體到文學理論中,聲音和視角往往密不可分。敘述視角指敘述時觀察故事的角度,角度不同往往也蘊含著不同的意義。

  敘述視角是作者在敘事方面對讀者閱讀策略進行隱性控制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也是最具有干預能力的一個方面。視角大致可以分為全知視角和受限視角兩種,在受限視角中有一種叫“第一人稱中的體驗視角”[6]97。全知視角屬于“外視角”,顧名思義,即觀察者位于故事之外;受限視角及其中的“第一人稱中的體驗視角”

  屬于“內視角”,即觀察者位于故事之內。這種第一人稱的體驗視角敘述幾乎占據了《簡·愛》書中大部分的篇幅,即敘述者經常放棄當下的體驗,采用當初體驗所發生事件時的眼光進行觀察。因而會造成兩種不同的視角。一個是敘述者的“我”當下追憶往事的視角,另一個就是被追憶的“我”過去正在體驗事件的視角,這種兩種視角的使用在小說中會導致過去和現在之間、“稚嫩”與“成熟”相互對照,以及懵懵懂懂和洞察一切的迥異。由于回顧性視角的運用,《簡·愛》中存在明顯的成人化敘述; 在敘述幼年簡·愛的想法行為和宗教意識時,年幼的簡·愛與成年簡·愛的思想情感的差異得以融合,使得幼年敘述者的“我”成年化傾向極為明顯。雖然成年的帶有作者強烈個性色彩的簡愛才是這種心理視角和意識形態觀察的聚焦人物,但是小主人翁已經“是”接近定型的“叛逆者”了: 自尊、倔強,具有明顯的反抗意識與堅強的意志力。自我和體驗的描寫與對照,以及體驗事件者的觀察,使得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叛逆女性具有極大的藝術誘惑和倫理感染力。

  如果說“是文本中的語言表達出來的價值或信仰體系”[6]97表達了敘述者的意識形態的話,男女譯者的敘述視角與觀察對象之間的關系也往往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關系,若聚焦者為男性,我們可以考察其視角如何掩蓋了性別意識形態,如何將女性的情感等內容客體化或加以扭曲。若聚焦者為女性,我們則可以考察其觀察過程如何張揚了女性經驗以及重申女性的覺悟意識,或如何暴露和顛覆出父權體系的影響。下面來對比兩個選自《簡·愛》的語篇及其譯文:

  ST1: On that occasion I learned for thefirst time,from Miss Abbot ’s communica-tions to Bessie,that my father had been apoor clergyman; that my mother had marriedhim against the wishes of her friends,whoconsidered the match beneath her.( Chapter3)

    TT1: 我母親違背了朋友們的意愿嫁給了他,他們認為這樁婚事有失她的身份。[10]23

    TT2: 我母親不顧親友們擔心有失身份而紛紛反對,仍然嫁給了他。[11]2

    1TT3: 我母親不顧朋友們反對,和他結了婚,朋友們都認為她降低了身份。[12]19

    原文中這句話是年幼的小簡·愛講述自己的母親嫁給父親的故事,采用的是第一人稱的回顧性敘述視角,作為敘述者的“我”的視角似乎是中立的,沒有表現自己明顯的立場取向,這種“中立”在《簡·愛》這部作品中有著特別的意義: 作者型敘述聲音表達了對獨立性的追求。

  然而,三位譯者對這原作者這一敘述的呈現卻是有差異的。在原文中,marry him 是一個表現原文敘述者的一個中性詞組,兩位男性譯者統統翻譯成“嫁給了他”這種帶著極強歸屬關系的詞匯,聚焦者變成了男性,女人結婚就等于像賣商品一樣被“給”了對方,反映了中國傳統男權社會中,女性與男性婚后地位的不平等。這種敘述視角,把原文中的相對中立的女性敘述者變成了專制的男性聲音,顯示女性的被客體化。男性譯者的這種強力干預在女性譯者祝慶英那里,則變成了“和他結了婚”。“和某人結婚”這一行為的動作者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男人,在措辭上顯示不了性別取向; 因此女性譯者祝慶英的翻譯措辭平衡男女之間性別優劣取向,這種女性視角的介入使譯文復原了原文的女性聲音,避免了女性人物的客體化。

  女性主義批評則往往聚焦于故事中男性和女性人物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女性人物如何成為周圍男性的觀察客體,如何成為男性的附庸和娛樂的對象。在此,譯者的父權制心理和女性心理給敘述視角造成的影響會給翻譯造成不小的麻煩:

  ST2: I was honoured by a cordiality ofreception that made me feel I really possessedthe power to amuse him. ( Chapter15)

    TT1: 很榮幸地受到了熱情接待,因而覺得自己確實具有為他解悶的能力。[10]171

    TT2: 我總是榮幸地受到熱誠的接待,使我 覺 得 自 己 的 確 能 夠 使 他 得 到 樂趣。[11]164

    TT3: 我榮幸地受到熱情接待,使我感到我真正有力量讓他快活起來。[12]167

    在閱讀這個語篇時,我們感受到文字表達方式的平淡無奇和敘述中作者內心的欣喜之情之間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張力。原文中 I washonoured by a cordiality 好像人們在做演講時開頭所講的一句套話,語氣和用詞都是司空見慣的,但就是這句司空見慣的一句話分別被兩位男性譯者加上“很”和“總是”予以修飾,以強調簡·愛本人的心理感受,而這種心理感受恰巧就是傳統上男性恩惠于女性的典型象征,而這一點和祝慶英未加任何修飾語的“榮幸地”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另外,三個譯文在 amuse him兩個短語的翻譯上也表現出微妙的差異: 兩位男性譯者分別用“確實具有為他解悶的能力”和“使他得到樂趣”這種男性中心式的小句,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女性的存在以及與男性的交往都是為了供男性“解悶”,或者為了“能夠使他得到樂趣”,女性的存在成了男性“解悶”的工具,翻譯中這種文體層面的字詞選擇,再加上扭曲的男性譯者主觀性的第一人稱敘述,表達了男性譯者的男權中心主義的性別意識形態干預。與此視角形成對照的是,祝慶英則是用的和原文較為一致的女性敘述視角,“我”所感到“榮幸地”就是我受到了熱情的接待,“讓他快活起來”就是“我”作為女性所具有的“力量”,這種視角明顯地表達了在前兩個譯文中女性所沒有的積極性和能動性。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男性譯者與女性譯者通過語詞表達分別在譯文中構建了他們各自的性別身份,這種性別身份又反過來影響譯者的觀察視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譯正面男性和女性人物時,女性譯者往往積極地去認同、支持和褒揚; 譯反面人物時,無論是男女,女性譯者往往比男性譯者更容易釋放自己的譴責和鞭撻。這種女性意識形態的展露也暗示了女性譯者能深入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心理,幫助建構和展示不同于男性譯者的敘述視角。不管譯者在文體層面上的選擇是出于有意還是無意,都能展示其性別意識形態對敘述視角的干預,以及對譯文語篇的組篇機制不可避免的影響。這種女性主義敘事學關注的敘述視角以及所體現的性別政治,在翻譯研究中成為一種不可忽略的重要維度,同時為研究翻譯組篇機制中其他層次的問題提供了互為加強或互為對照的關系。

  三、重建翻譯中女性敘述的詩學

  面對《簡·愛》這樣一部聚焦于女性意識的作品,小說的隱含讀者( 也可以稱為理想讀者) 顯然和我們引用的漢語翻譯中的兩位男性譯者有很大的距離,因為按照女性主義的閱讀理論,敘事文本是男權社會的文化產物。必須按照凱特爾( Evelyne Keitel) 所提倡的“女性閱讀”( read like a woman) 的方式進行閱讀,換句話說,理想讀者應該有意識地拒絕敘事文本所引導的立場,采取“抵抗式”閱讀策略,以反抗過去的那種敘事成規對性別視角或者女性形象的陳規思維[13]372。

  從以上各節的討論來看,小說敘述者“我”事實上也是小說的聚焦人物,敘述者的觀察是顛覆男權話語,并試圖建立女性權威的一種手段,也對敘事進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翻譯中如何再現這種視角,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面的討論展示了女性譯者祝慶英與另外兩位男性譯者在語篇中對詞匯、句法,以及敘述聲音的操縱上的差異。通過這些差異,男性譯者與女性譯者分別在各自的譯文中構建了自己的性別身份,而這種性別認同又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小說中人物形象和性別意識的再現。

  女性譯者以自己情感的細膩能夠深入到故事中人物的內心,深入挖掘并有意顛覆文本中以父權制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盡管如此,也許我們不能確定這是譯者的有意行為,然而正是譯者這種無意識的行為卻更能說明性別身份對譯文不可避免的影響。因為女性往往是男性“他者”的化身,不僅僅有別于男性,而且在地位上也低于男性并受到排斥。翻譯研究的女性主義視角為女性人物在文本中的崛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斗場”,作家背景、譯者因素、語篇類型、社會歷史以及文化政治信息都可以納入這個角斗場中,從詞匯、語篇標志詞、語義句法、語篇、語用和語法等不同的層面來展示女性主義對翻譯的操縱和改造,從而能在更深層面上來標示意識形態、性別差異和翻譯行為之間的關系。

  由于父權制語言和其衍生的各種機構統治著傳統語言的各個方面,不管是英語還是漢語,或者其他語言。上述我們對三位譯者譯文的討論就可以清楚地說明語言是有性別傾向的,通過對英漢語篇中的意識形態、性別及其背后的動機進行對照和描述性分析,探討它們在語篇和語用層面上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意義。在這方面,樂娜娣( Leonardi) 曾經得出過非常有趣的結論:

  當男性譯者翻譯女性作家的時候,通常傾向于和語境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場,和女性譯者比起來,語氣更委婉; 而女性譯者翻譯男性作家的時候,她們要么完全忠實于原文,要么篡改原文以彰顯自己在文本中的存在。[14]302顯然,樂娜娣的這種結論是值得商榷的,男性也是屬于這個社會上對立于女性性別的群體,他們的話語也必然帶著他們自己群體的痕跡,也就是有著自己的話語和意識形態系統,在文本生產的過程中也必然會通過操縱詞匯句法和語篇的生產以達到控制意義和價值的目的。

  根據本雅明的說法,原文可以由翻譯得到補充。那么這一點完全可以應用到女性主義的翻譯當中,鑒于父權制語言對文本中女性意義的壓制,以及女性譯者對其本身作為斡旋者的政治角色的覺醒,完全可以促進女性意義在文本中的解放。這就可以解釋本雅明所說的“增補”( supplement) ,即把前述哈蒂姆提到的“I'm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翻譯成“我將不張開雙腿而進入歷史”的例子中所表現的“過度翻譯”( over - translation) 策略所出現的成因,它補償了語言之間的差異。女性譯者對翻譯過程的干預,也充分展現了女性譯者:

  通過復制文本的暴力行為使她自己那種逃離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瘋狂欲念得以實現,與此同時也正是通過這個復制文本的暴力行為,這位焦慮的作者才能爆發出那種郁積在心中的不可扼制的怒火,為自己表達出用昂貴的代價換來的毀滅性的怒火[15]85。

  上述引文中對這種女性表達的欲望雖然不無夸張之處,卻也說出了被長期壓抑在父權制文本之下的女性表達欲望。正是通過這種極具破壞和顛覆性的翻譯,女性譯者在文本中張揚了自己的存在,揭露了一直被隱藏的關于女性的種種“真相”,以體現反抗父權制壓迫的“女性主義的怒火”,這也是以自己的“痛楚的生命經驗來表達對男權秩序的質疑和抗議”[16]2。除了在詞匯和句法上對文本進行操作和處理之外,女性主義譯者還可能會在“譯者序言”和腳注中表達她們的干預,以體現她們在文本中的積極存在。傳統上謙恭隱形的譯者所產出的通順流利的譯文已經成為女性主義譯者不屑和攻擊的對象,他們通過使用斜體、腳注和譯者前言等策略來彰顯她們在文本中的存在,積極參與對意義的再創造[17]50,從而成就了小說翻譯中女性敘述的詩學。

  四、結 語

  由于小說中的觀察往往是敘述者和小說人物的身體器官所發出的行為,特定的視角往往能構筑特定的意識形態并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到特定的人物身上,最終影響到男性還是女性成為被觀察的客體。女性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指出文學語篇中被扭曲的“女性氣質”,而這些“女性氣質”可以表現在語篇的各個層面。本文就是從語篇的詞匯和句法出發,探討翻譯中被扭曲的女性敘述視角。因為性別化的意識形態通過在翻譯的話語層面發生運作,表現出男女作者或譯者在建構各自話語時所體現的差異,這些差異就是各自的角色、意義和價值取向。不同性別的意識形態和話語系統都必然會反映在其各自文本的組篇機制之中,并且以語用符號學效果發生運作。通過對比分析男女譯者在翻譯中的移位,揭示性別意識形態在翻譯作為決策的過程中,宏觀和微觀層面因素所發揮的作用。重視翻譯行為發生的文化語境,把宏觀的社會文化語境和微觀的語篇各因素結合起來。通過對比,我們仍然看到在翻譯中敘事傳統的男性視角仍然支配性地控制著小說敘事,壓抑著獨立的女性“他者”。那么如果能為這種女性的被扭曲的視角進行復原,重新展示特殊的女性體驗,也應該成為文學翻譯批評的一個重要任務。

  [參考文獻]

  [1]Lefevere,Andrew.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translation,i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in literarytranslation[M].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2]Simpson,Paul. 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M]. London: Routledge. 1993.

    [3]Kress,G. Linguistic process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M]. Melbourne: Deakin University Press,1985.

  [4]Donovan,Josephine. Feminist Style Criticism[C]∥inSusan Koppelman Cornillon ( ed) . Images of Women inFiction. Ohio: Bowling Green State U. P. ,1981: 348 -352.

  [5]Warhol,Robin R. Gen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 P. ,1989.

  [6]申丹. 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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