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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院大數據建設現狀和優化措施

來源: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作者:潘鑫
發布于:2021-10-08 共6162字

  摘    要: 在智慧法院中應用大數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較為突出的案多人少、卷宗龐雜與訴訟效率較低等問題所采取的信息化應對策略。然而,大數據對案件隱私的侵犯以及電子數據自身存在的脆弱性、易篡改性等特征,致使大數據技術在智慧法院建設中出現應用困境和法律風險,其可能造成大數據應用悖離司法規律和扭曲司法活動的惡果。為實現智慧法院的建設目標,應當從運用理念和建設策略方面對其給予規范和完善。

  關鍵詞:     智慧法院;大數據;電子數據;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intelligent courts is an information respons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solve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such as small number of cases, large and complex files and low litigation efficiency. However, the infringement of case privacy by big data, the vulnerability and tamper-prone nature of electronic data itself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lead to application difficulties and legal risk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urts,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deviating from judicial rules and distorting judici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the intelligent court, we should standardize and improve it from the aspects of applying concept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Keyword: intelligent court; big data; the electronic data;

  一、智慧法院大數據應用問題的提出

  在智慧法院中應用大數據就是在新的時代潮流之下迎合現代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發展所產生的人民法院組織和管理方式變革,其宗旨仍然離不開基本的司法獨立、公正、公開的本質,只是將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技術融入到司法審判、組織管理等活動中去,助力司法審判活動實現全網上受理、全流程公開、全方位信息化發展。[1]目前,各地正在積極試點改革建設,智慧法院多項建設與改革成果也已經落地實施,智慧法院的大數據運用情況大致是利用大數據技術打破傳統,掀起辦案方式新的變革。通過運用計算機處理紛繁復雜的案件數據,使之成為驅動法院審判工作提質增效的源動力。然而,在如火如荼的智慧法院建設速度與司法裁判者可接受度的協調問題,以及建設成果可否及時轉化為提升司法效率的源動力是當前我們亟待探討的理論問題。

  二、大數據運用的基本現狀

  (一)裁判文書電子化

  裁判文書承載著審判機關對一個案件的處理決定,是對訴訟活動全過程最直觀、最正式的體現,為了保護公民的權益,我國大多數案件是公開宣判的。因此,裁判文書也應當是公開的,而且有必要及時公開。以往裁判文書只能用紙質形式來存留,如需調取十分麻煩。大數據應用的前提就是將紛繁復雜的法律文書電子化,裁判文書電子化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裁判文書電子版和紙質版同時制作,同時存檔,并及時上傳到裁判文書網。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實施了《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自此以后,裁判文書上網率大大提升,2014年全國在裁判文書網審結公開的裁判文書總計僅僅5,580,434件,到了2015年就激增至8,960,287件,足足增長百分之六十。[2]裁判文書上網數量的增長得益于與辦公系統的結合,即在法院內部辦公管理系統中加入裁判文書上網期限提示,將文書上線率作為法官考核標準之一。同時,對上網的裁判文書及時進行檢查考核,通過裁判文書公開,“倒逼”法官提升辦案質量,進而轉變審判理念和審判方式,一系列措施不斷促成了裁判文書上網比率的增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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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設置“格式化”裁判文書電子模板。由于裁判文書具有嚴格的范式,造成很多裁判文書重復性極高,大量連篇累牘的文字實際上都是類似的、可復制的,根據數據統計,八成的裁判文書中有80%的內容是相似的,僅有20%才是法律文書的關鍵部分。[4]于是,我國借鑒格式化合同文本,通過大數據統計,將重復性最高的部分作為裁判文書文本范例,供法官參考。裁判文書文本范例施行之后,為法官減少至少三成的文字工作,省去許多人力。

  (二)法院司法活動專網架構

  大數據應用于智慧法院建設的另一重要議題就是利用集約化的現代化信息技術搭建司法活動專網。司法活動專網借助時下的現代通訊技術、互聯網云端技術,與司法審判業務相結合,這種專網是專門針對法院內部建設的,通過基礎性的內網網絡搭建起來,給法院內部和上級法院之間的信息遞送和查詢都提供了很大便利。全國超過三千家法院都接入了法院內網專網,實現法院專網無死角覆蓋,極大地減少了遞送時間,提高了辦理案件的效率。互聯網和大數據的司法專網是始終得到高度重視的建設項目,最高法院為實現對下級法院的垂直管理,建立起了法院系統整體的無紙化辦公管理平臺,從行政事務、案件監督、人事經費到信訪等各方面的活動都采用信息化網絡管理與指導,對資源進行了有效整合。[5]建立起諸如人民法院辦公和辦案平臺、全國法院執行查控系統、全國法院司法協助管理平臺、人民法院申訴信訪管理系統等極為有效的網絡政務平臺。

  (三)智能化輔助辦案系統推廣及應用

  在智慧法院的建設中,以案件大數據為依托的智能化輔助辦案系統是極為有效的司法活動工具,較為典型的兩類是證據審核系統、案件審判輔助系統。

  所謂證據審核系統是指當一個案件遞送到法官面前時,可以根據訴訟當事人雙方的基本信息、案件情況以及證據材料,使大數據的技術形成一種全新的證據手段,運用大數據進行證據的相關性分析、證據推理、經驗數據的分析最終合成以大數據分析為中心的事實認定機制,并通過相關說明指引法官進行證據審核,了解每一種證據的收集過程,可以供法官進行證據篩查,并據以進行證據采納。[6]

  案件審判輔助系統則更加全面,全方位、客觀地記錄每一個案件的情況,提取其中的數據,對其進行量化分析。對照相似案件的判決根據之后,提出科學、公正的量刑建議,法官就能全心貫注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證據的采信以及法條的適用,更加專注地發揮好法官的職責。

  三、智慧法院大數據應用的問題及其成因

  大數據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各行各業行之有效的數據分析和處理的輔助手段,在各種領域的宏觀背景中,大數據也給司法活動提出新的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帶來新的認知和實踐方法,它對司法審判活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電子數據數量驟增

  電子數據的使用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不斷細化,越來越成為司法審判活動中重要的證據,但由于目前司法審判領域對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效力認定仍存在很大爭議,對其可采性還沒有形成非常完善的標準,因此,在司法審判中電子數據證據的運用還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在我國三大訴訟法的最新司法解釋中,雖然都存在對電子數據證據的定義,但又都言之甚簡。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實踐中電子數據難以固定,容易被篡改、刪增,而現行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對于電子數據證據的鑒真規定不足,導致電子證據難以擺脫自證其真實性的怪圈,實際應用效果不夠理想。[7]

  由于電子數據證據往往是虛擬的,必須由一定的載體來承載,所以人們習慣認為電子數據儲存穩定,容易被篡改。為了適應時代發展必須認識到電子數據的脆弱性,有必要通過一定的法律手段來確定檢驗電子數據證據真實性和提取固定電子數據證據的標準方法。

  (二)數據互聯互通平臺缺失

  大數據應用在目前的司法審判活動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在與審判配套的輔助性工作中大數據的應用仍然不足。雖然全國司法及行政機關都已投入精力建設一個互聯互通的共享數據庫,但是司法實踐中,尤其是民事案件的審理中,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數據檢索,往往本來可以通過大數據解決的問題,通常需要司法人員前往其他系統的專用網站甚至到其辦公場所進行查詢,實則是耗時耗力的一種方式。

  (三)對案件數據的安全隱患

  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之一就是司法公開,其中公開審判制度是保障司法公開的一項重要制度。公開審判制度是對公民知情權和監督權的尊重,是對司法透明原則的貫徹,但是審判又涉及到當事人的個人隱私,一旦公開進行,就會造成司法公開和個人隱私的價值沖突。案件信息的數據化,形成的數據往往會在訴訟程序中未經加密的數次易手,目前,法院在案件數據拷貝、復制和傳輸方面尚未出臺詳細的程序性規定,甚至對案件隱私的直接界定標準和規定都沒有。在公開審判案件中,不僅案情數據要全部展示在法庭面前,詳細的證據信息也暴露無遺,甚至還會被媒體公開報道,一旦公開審理,就是全案全部公開,這勢必會不同程度侵犯公民個人隱私。

  此外,司法機關擁有一定查閱和利用個人隱私數據的權力,為了窮究案件事實,有時候從電子數據中查到的證據往往不符合法定取證程序,又在暴露個人隱私的情況下進行法庭舉證、質證和認證。在此基礎上深度參與大數據應用的信息網絡公司往往能夠便捷地掌握第一手案件信息,此類信息網絡公司在形成獨有“技術壁壘”的同時,也會不同程度接觸司法機密性信息,案件大數據中所蘊含的個人隱私也面臨著泄露的風險。

  四、智慧法院大數據建設的優化路徑

  智慧法院建設雖然存在許多不足,但這些不足并不是停止智慧法院運行的理由,從根源上找出問題所在,并據此進行完善就能夠很好地促進智慧法院更好地服務司法,服務人民群眾。

  (一)擴大大數據應用的覆蓋面

  人民法院實現全流程信息化覆蓋,智慧法院建設當前的目標是初步將司法工作人員從重復性的文書工作中解放出來,信息技術在審判管理活動中得以運用,大數據更是在智慧法院的建設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縱觀司法實踐,大數據應用的覆蓋面仍然不夠全面,要擴大其覆蓋面可從兩方面論。

  一是從覆蓋深度論,大數據的確在案件事實與證據認定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但是在更深層次的方面,大數據應用還表現在對司法效率與司法公開的追求,要將大數據應用到提升實現公正審判的過程中,迎合人民群眾對審判機關實現司法效率的要求,通過數據集約和信息化手段的運用,促使司法審判與審判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案件質量控制自動化、客觀化的準確度,通過機制體制創新建設一個更為公開高效的司法網絡體系。

  二是從覆蓋廣度論,大數據的應用目前仍然是試點式的,范圍不夠全面。在某些經濟較為發達、信息化水平高的地區,大數據的收集和整理都極為全面,但在某些地區,司法工作人員和涉訴群眾的觀念難以轉變,甚至出現信息化系統“零”使用率的情況。對此,司法工作人員首先自身要打破傳統辦案觀念,加強對網絡辦案系統的學習,還要加強宣傳,引導群眾熟悉智慧法院的各個智能子系統。同時,各地區法院應該通力合作,建設跨區域的大數據局域網,一邊實現法院內的數據互通,一邊通過先進帶動后進,將可復制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區,提高我國法院整體信息化建設的水平。

  (二)完善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采信標準

  對于電子數據作為證據采信,目前已有相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中明確了電子數據的儲存形式和形成方式。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聯合最高人民檢察院及公安部發布《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該規定對于電子數據的基本概念和如何收集、提取、移送、展示、審查電子數據進行了一定的明確,旨在保障電子數據不被涂改、作偽,以及電子證據的使用不違反證據規則。但是要深入電子證據的應用與發展,還要更加細化電子數據制度的規定,[8]并適時地出臺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與移送、展示的程序性規范。

  雖然電子數據具有脆弱性特征,但電子數據同時還具有相對穩定性,它容易復制,可制作多重副本,但是即使被篡改或者偽造,也很難消除相關痕跡。因此,電子數據要作為證據被采信,一定要通過相關技術手段加強其穩定性,減少脆弱性的影響。對此,運用更新的復制、保存技術,建設一個更加成熟的案件云服務平臺就至關重要。在保證電子數據提取、保存系統穩定的前提下,排除人為原因,保證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真實性與可靠性提升。同時,電子數據來源較為多樣,而且相關數據都有可能記載著彼此關聯的活動,電子數據往往可以互相印證,作為補強證據,增強其可信度。因此,為了防止電子數據被篡改、偽造或者無法確定其真偽,也為了避免電子數據在增加、刪除或修改的情形發生,必須將電子數據的采信標準建立在滿足電子數據原始性和驗真性要求的基礎上。

  (三)加強數據互聯互通的平臺建設

  數據互聯互通實際上已經超出司法活動的范疇,現代社會任何領域都對數據互聯互通有需求,都在為實現數據互相聯通做出努力。與其他平臺系統進行溝通交流要在自身數據交流平臺搭建完畢的前提下進行,因此法院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案件數據庫,并且積極收集和儲存案件數據,在大數據技術應用的背景下使案件的長期保存成為現實,加強對法院系統內個體和整體單位數據的分析和整理,以備在數據調閱和信息交互活動中的不時之需。

  同時,要以司法行政系統為紐帶,加強與其他領域的溝通交流,以各自的信息資源數據平臺為基礎,加強對不同數據平臺和信息系統之間的集成與整合,形成基于共享的大數據互聯互通平臺,提高電子信息數據共享和跨行業業務協同的能力及水平。更為重要的是,充分利用自身和其他行業現有的數據資源,最大限度地節約智慧法院建設的成本,避免人力、物力浪費,加快智慧法院的建設進程。

  (四)加強對案件大數據信息的保護

  當前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意識淡薄,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制度尚不健全,是大數據技術落地對個人信息侵犯的原因。對此,法院內部應該制定嚴格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對于涉及個人隱私的數據要謹慎收集,若與案件無關的數據信息則必須規定不得收集,并對此設定一定的處罰措施。對于與案件相關的個人信息,雖可以作為證據予以采用,也可以依照公開審理原則在裁判文書中予以體現,但是在進行遞送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保護,不得隨意公開。

  而在司法系統之外,一方面,還需要謀求法律的完善。近些年,我國已經加快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推進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的立法和制定規章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了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工業與信息化部也頒布了《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等規章,但對于法院司法活動的規定仍然是一片空白。對于法院司法過程中應該如何收集、處理個人信息也應納入法律和司法解釋的保護之內。另一方面,為了避免信息網絡技術公司在參與智慧法院建設中形成“技術壟斷”,致使法院在合作中喪失主動性。在推進智慧法院的建設中更應注意對案件大數據庫的保護和備份,法院既是使用技術的一方,也應當是研發技術的參與者。在核心技術的研發中更要積極參與,對于司法核心信息的絕對保護也應當引起高度的重視。

  參考文獻

  [1]蔡立東智慧法院建設:實施原則與制度支撐[J]中國應用法學, 2017(2).

  [2]馬超,于曉虹,何海波大數據分析:中國司法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報告[J]中國法律評論, 2016(4).

  [3]李喜蓮網上公開之民事裁判文書的現狀、問題及對策[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4).

  [4]高-飛,高建智慧法院的審判管理改革[J]法律適用, 2018(1).

  [5]陳瑞華法院改革中的九大爭議問題[J]中國法律評論, 2016(3).

  [6]周蔚大數據在事實認定中作用機制分析[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5(6).

  [7]高波從制度到思維:大數據對電子證據收集的影響與應對[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

  [8]王福華電子訴訟制度構建的法律基礎[J].法學研究, 2016(6).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
原文出處:潘鑫.智慧法院大數據應用的問題及對策[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1,34(03):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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