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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精選范文8篇)

時間:2020-04-24 來源:長春工業大學學報 作者:張宏勇,喻齊 本文字數:13358字

  形象學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在比較文學學科萌芽時就已經產生,主要研究一國文學中異國形象的塑造和描述。近年來,對形象學進行研究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學術熱點之一。本文精選了8篇“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范文”,以供參考。

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

  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精選范文8篇)之第一篇:關于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方法的反思

  摘要:中國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 從“他者形象塑造”研究模式起步, 發展到目前從跨文化傳播角度, 探討西方現代性世界觀念秩序里東方主義話語的研究策略, 更進一步的研究思路或可體現為思想史語境的他者形象闡釋路徑。將他者形象問題置于思想史視野中, 可以拓展異域形象闡釋的學術思想空間, 揭示他者形象產生傳播過程中的思想意義。作為具有高度學術責任感的跨文化形象學研究, 應該將之與中國“國家形象”的自塑運動、國家文化發展戰略聯系起來。反思傳統研究路徑, 從形象學研究的問題點出發, 以跨學科、語境式的思想史分析策略, 呈示有益于當下人生與中國社會發展的借鑒意義, 是一件極有價值的事情。

  關鍵詞:思想史語境,比較文學形象學,比較文學,形象學

  跨文化語境中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 特別是外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研究, 不單純是一個學術研究話題, 它很容易產生顯著的社會影響力, 并顯示出愈來愈強勁的生命力。它與目前中國“國際形象”的宣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中國國家文化形象的建設, 相互關聯。中國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 從“他者形象塑造”研究模式起步, 發展到目前從跨文化傳播角度, 探討西方現代性世界觀念秩序里東方主義話語的研究策略, 更進一步的研究思路或可體現為思想史語境的他者形象闡釋路徑。

  一、形象學研究的傳統闡釋思路

  形象問題, 盡管復雜, 但無處不在:遠方的異國形象、近處的異地形象, 大同小異。一旦自己的心理指向了異于本土 (本地) 文化的實存空間, 形象的想象問題, 便不期而遇, 形象學的研究就有了某種現實需要。這其中必然會特別關注“形象”的形成及其驗證過程, 涉及到如何調整心態, 以彌補與現實境遇造成的文化心理落差。

  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法國漢學家朱蒂特·戈蒂耶, 從不肯到中國來實地走走、看看, 怕破壞了他們心目中的唐宋詩詞式的中國印象。毛姆來到了中國, 但不很適應, 因為他心目中的中國, 在漢唐盛世, 甚至是在《莊子·秋水篇》里, 是一個畫屏上的中國印象。 (1)

  我們一般人都會有一種游客心態與懷舊心理, 帶著一種文學想象去參觀體驗, 多半又會失望。邢小利, 一個來自大秦關中長安的北方人, 在文字中書寫著對文化江南的呼喚與無奈。他寫南京的夫子廟, 說打眼看去, 街道兩房滿眼都是現代化的商家, 所售商品大多針對游客。又說秦淮河河畔不時傳出老歌聲, 但男聲唱的是騰格爾的《蒙古人》和《天堂》, 女聲唱的是韓紅的《天路》。這讓邢小利頗感困惑, 因為在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 怎么聽怎么不是味兒。在邢小利或一般文化游客心目中, 是有如劉禹錫《烏衣巷》、王謝家族, 孔尚任《桃花扇》、李香君, 曹雪芹《紅樓夢》、江寧織造, 朱自清、俞平伯《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這些文學人物、文學作品以及與文學人物有關的物與事, 塑造了南京的文化形象。他感嘆, 與其說我們是沖著實地的夫子廟、秦淮河、李香君、烏衣巷來的, 還不如說我們是奔著文學想象、文化想象中的夫子廟、秦淮河、李香君、烏衣巷來的。面對全球化、一體化把一切文化個性都化沒了而引發的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 邢小利最后的旅行體驗只能是:“夜泊秦淮, 讓我震驚, 也讓我感到哀傷。” (1) 想必熱衷于傳播與研究中國文學的阿瑟·韋利, 如果踏足當時那個硝煙彌漫、滿目瘡痍的中國的話, 同樣會感到震驚與無奈, 這是文化理想主義實踐者的共同哀傷。 (2)

  討論文學中的異域形象, 可以置換成“文學”與“現實”的撞擊與重塑問題: (1) 文學———因之于文學作品 (或歷史地理著述) 的異域形象描述而形成的先在印象,(2) 現實———實地體驗帶來的心理落差, 以及由此帶來的形象調整與文化反思, 諸如會重新思考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東西方文化的關系、物質進步與精神退縮的關系等等。但這其中并不全是作家們 (形象制造者) 不著邊際 (當然是出于自身目的) 的文化想象。因此, 比較文學領域內的形象學研究, 其理論基點及其研究路徑, 值得反思。這就是理論正確, 還是事實正確。

  關于形象學研究的基本理論, 我們的看法往往是:“形象學關注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 如何理解、描述、闡釋作為他者的異國異族, 但它并不要求從史實和現實統計資料出發, 求證這些形象像還是不像;它拒絕將形象看成是對文本之外的異國異族現實的原樣復制, 而認為它只是一個幻象, 一個虛影。” (3)

  在《中國不是中國: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 (4) 一文中, 我們談及關于英國文化視域里的中國形象問題時, 也遵循了這樣的思路:英國文學里涉及中國題材的作品, 所展現的其實是英國作家對中國的想象、認知, 以及對自身欲望的體認、維護。中國題材創作背后體現的是中國形象問題。正是在這種對他者的想象與異域形象的描繪中, 不斷體悟和更新著自我欲望。因此, 一種文化語境內異域形象的變化無不暗示本土文明的自我調整。這種異域形象一般同時包含三重意義: (1) 關于異域的知識,(2) 本土的文化心理,(3) 本土與異域的關系。英國作家通過中國題材所展示的中國形象, 也都包含著這三重意義。

  首先, 異域知識為作家創作異國題材作品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這種異域知識的來源可以是書本經驗, 也可以是親身經歷。不同時期里英國作家獲取中國題材的途徑不盡相同。但不管哪種途徑, 在對異域知識的取舍利用時均受自身的政治觀點、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所制約。

  其次, 人們對任何一種文化的選擇、認識和解釋, 常常同時又是自己觀念和立場的展示, 其中所凸顯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 而且任何關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須先在傳統視野內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這樣看來, 任何作家對異域文明的見解, 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變形。

  第三, 至于本土與異域的關系, 任何民族起初都會表現出一種自我中心意識。事實上, 外國作家面向異國時并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 甚至不要求任何反饋也不要求對方理解自己的感情。他們對異域他者的描述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即烏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和意識形態式的負面認知。

  也就是說, 上述關于中國形象研究的基本論述思路是:西方的中國形象, 據說是西方文化的他者想象。20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 在人間樂園或人間地獄的兩個極端之間搖擺, 最終不是“反映”中國的現實, 而是“表現”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與恐懼。這就是我們處理中國形象問題的理論基點及其研究路徑。

  但是, 我們看到, 這種思路非常“后現代”, 不管從福柯的話語理論, 還是文化的表征理論上看, 無疑都“理論正確”。也就是說, 如果你從這些理論出發, 在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背景上, 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 必然會得出這些觀點, 或者, 這些觀點在理論前提上已經設定了。這樣一種以某種理論觀點針對作品文本或文學想象套用的研究路徑, 深受“本質主義”思維的影響。但是在“事實”的層面上, 這些理論能否立住腳?即便說西方的中國形象確有異想天開之處, 那也不能輕易下“純屬虛構” (即“東方不是東方”或“中國不是中國”) 的結論。

  二、后殖民批評方法之于形象學研究的反思

  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 關注的是文本的權力, 于是, 總挑西方文本中的虛構處批判。西方的中國觀, 真是那么荒誕無稽嗎?究竟有多少是想象虛構, 多少是知識真理?一般小說 (虛構形象) 與學術著作 (漢學著作) 是否應該區分, 其間的互文性聯系如何界定?而且, 想象是現實的延伸, 現實是歷史的影子……所謂文化想象, 如果置于歷史語境考察的話, 其實并不缺少現實依據。或者進一步追問, 我們為何要強調“他者”?是理論旅行的結果, 還是現實處境的需要?抑或兩者都有?為何要強調“后殖民批評路徑”?對中國讀者而言, “外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研究所顯示的啟蒙意義, 如何體現?是否更適合于中國的發展?都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運用某種理論路徑 (如后殖民理論批評) 研究各種文本里的“中國形象”, 所得出的結論大致相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這里涉及到理論產生的語境與理論應用的語境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種特定的理論方法, 確實能夠啟發人重新思考某些問題, 但一旦變成某種中心“主義”的理論出發點, 即有可能產生偏誤, 主要表現為忽視現實歷史語境以及異文化語境的豐富復雜性。觀念先行帶來的是思路偏頗與結論干澀, 進而失去了理論方法的質感, 盡管理論話語表述本身很能吸引人眼球。一種變成“主義”的批評體系, 作為一種變異體, 往往展示出某種侵占性, 有如外來物種的入侵所造成生態平衡的破壞, 它總想放之四海而皆準, 因而無限夸大理論的價值空間。而復雜的事實往往會與這樣的批評思路相左, 于是為了維護理論的話語支撐, 更要夸大宣傳, 離事實的本相愈來愈遠。笛卡爾說得好:“我們發現, 在大多數爭論中間, 并不是真理位于人們主張的兩種意見的中間所在, 不偏不倚, 而是哪種意見越說得偏激就離真理越遠。” (1)

  但是, 批判又是一種難得的策略, 片面的深刻, 與深刻的片面, 對目前學術界、批評界、文化研究界, 確實很重要。這對推動人們的思考與反省, 力量遠遠大于講求“事實論證”的表述, 即像殘雪文學觀的意義, 或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表述。不過, 學理上的反思相對容易, 現實中則不易或不愿清醒, 當前國際政治形勢復雜多元, 歷史形成的文本中, 出現的這些中、西二元對立, 更有可能拿來作為現實對抗的工具, 就像后殖民主義 (東方主義) 思路那樣。

  其中, 特別是從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出發的形象學研究思路, 因其激進的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色彩, 很能刺激我們的神經, 所以更值得我們中國學者警惕。張隆溪說得好:“我之不滿于‘后學’者, 也正在其貌似激進, 實際上卻起一種為現存文化和社會秩序辯護的保守作用, 并且以中國和西方的對立代替了對自身文化和社會現實的批判。中國的‘后學’往往否定知識分子文化批判的職責, 甚至否定知識分子存在的價值。中國‘后學’家們常提到的如賽義德等激進的理論家, 并未放棄知識分子文化批判的職責, 倒是賽義德在中國的解釋者們對他這部分思想往往避而不談, 諱莫如深。‘后學’家們雖然常常引用賽義德的著作, 以反對西方學者的‘東方主義’為標榜, 但他們將中國和西方對立起來的思想方法, 卻與他們批判的‘東方主義’如出一轍。” (2)

  這樣, 我們中國學者對外國作品里中國形象問題的討論, 出發點及目標如何, 就很值得關注, 因為這決定著我們研究者的“思想”附加, 即我們研究此類課題的意義何在。

  三、異域形象研究:立場、身份及三個著眼點

  如何彌補理論自身預設的偏誤?有學者曾提出“本質主義”與“關系主義”兩種文學研究范式, 并呼吁要消解“本質主義”, 提倡“關系主義”。 (1) 這有助于消弭理論預設或觀念先行所引發的某些結論偏差。具體說來, 我們的總體心態要“內斂”:其一, 沉下去, 關注史料文獻, 進入歷史語境, 理清文學現象的系譜學或發生學脈絡;其二, 縮小研究范圍, 也就是立論的基點主要是處理文學交流史的問題, 而不必總盯著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宏大話題。

  更進一步講, 關于異域形象的問題, 所持的“立場”最關鍵: (1) 形象制造者的立場, 包括中國形象的西方制造者、西方形象的中國制造者,(2) 形象觀看者的立場, 特別是觀看者就是國族形象/區域形象的一分子的時候。

  “立場”問題, 又都取決于自己的“身份”意識。而“身份”意識的有無與強烈程度, 背后又有歷史慣性、文化積淀、經濟狀況的支撐。

  “身份”意識是否強烈, 有兩點特別明顯: (1) 自身處于強勢 (經濟、國力) , 還是弱勢?一般而言, 處于弱勢地位的人, 身份意識越自覺越明顯。 (2) 是否發生了與異域文化的交流?包括走出國門后的交流、移民國外后的交流、在本土與外國人/文化的交流、得自書本知識的交流……

  這種感覺與認識, 在當代著名作家畢飛宇的講演中也得到印證。畢飛宇說:

  我對作家的身份一直比較木然, 對中國作家的身份也一樣。一個寫作的人, 沒事的時候誰會去琢磨這個?但一個偶然的機會, 與許多外國作家走在一起, 有一個詞大家重復特別多, 就是“身份”, 而講這個詞的作家有一個共同特征, 大多來自亞、非、拉, 即第三世界作家。一位非洲女作家用法語寫作, 但生活中, 幾乎不用法語, 一直用她的本土語言。說起她的本土語言, 肢體動作就非常夸張, 載歌載舞的, 說她的本土語言多么的美。但這種本土語言, 覆蓋面很有限, 所以寫作時只能放棄她的本土語言, 用法語, 否則她的書就沒幾個人去看。法語其實已經是她的生存技能, 為了寫作, 活下去, 不得不如此。到最后, 在寫作的過程中, 她把她自己寫成了“他者”。她的寫作只是做了這樣一件事:我不是你, 我是你。他們格外在意“身份”, 這是一種痛, 代價巨大。 (2)

  因此, 我們首先要不斷考證、追溯那些“現實”及“歷史”, 即外國作家關于中國知識的“事實”來源, 對照作家塑造出來的中國形象, 再來考察其中所蘊涵的“思想”附加。可以發現不同作家筆下中國形象所體現出來的思想附加值大相徑庭。這就有可能跳出“形象學理論+作品文本”的基本套路, 因為援用這樣的思路, 其結論基本是一致的, 因而失掉了學術研究自身的生命力。

  我們對外國文學作品里中國題材的討論, 以及中國形象的理解接受, 可以概括為三個立足點, 它們決定著我們采取何種分析策略:

  (1) 以“傳統中國”為參照物, 會辨別形象的真實或虛構, 以此解釋“中國形象”的意義。

  (2) 以“現代中國”為著眼點, 重在解構“中國形象”的虛構色彩。不論是烏托邦式中國形象, 還是意識形態性的中國形象, 都被質疑其合法性, 即所謂“中國不是中國”。批判意識是其中的主導思路, 這與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大國崛起的情結、民族復興意識的覺醒有關。國力的增強, 對文化力強盛的需要, 必先對歷史遺產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清算。但其客觀效果不佳, 中國形象的陳述與宣示, 尚缺乏較理想的表述語言。

  (3) 以“未來中國”為切入點, 建構中國文化的宏偉大廈。其前提是要推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 大力吸收普世價值 (人文愿景、公民意識、科學理性、法制規則) 的文化精髓, 這樣才會真正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于“中國形象”的學術研究, 應該起一種“牛虻”的作用, 即便是負面的中國形象, 同樣會產生某種警示作用。

  四、負面中國形象的理解策略

  如何看待負面形象, 或者是妖魔化的中國形象?可以盡量客觀分析與理性解讀, 有時倒是個反思自身、改變自己的好機遇。耳聞目睹的都是好聽的話, 對國家民族來說, 或許是一個災難, 因為聽不到警醒的話。他者之鏡, 畢竟不是可有可無的。魯迅即在《偽自由書·電的利弊》中如此參照:“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 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 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 中國卻拿來當飯吃。同是一種東西, 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1)

  我們對“中國形象”塑造的態度如何, 特別是對負面中國形象的看法, 取決于我們中國讀者 (研究者) 的立場與心態 (比如:國家力量的強弱、文化軟實力的有無和強大與否、中國人形象素質如何) 。其實, 中國立場, 并不是處處以中國之是非為是非的思路立場, 而是借助于異域文化之鏡, 來發現自身弊端以圖謀有機發展的變革心態。前者是保守的, 或許其口號還是高舉革命浪漫主義的、揭橥民族理想主義的, 其實是將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 是喪失信仰的思想危機的表現, 最低端的表現就是一種棄船心態;后者是改革的, 盡管其言論表現為徹底的自我反思與解剖批判的, 其實顯示的是重建信仰的思想者的勇氣與信心, 是一種歷史的樂觀主義和現實主義心態。

  從理想主義 (傳統) 走向經驗主義 (現實) , 要經歷一個思想危機的痛苦過程, 如何面對跨文化語境下的中國負面形象, 從學理和政治層面都能印證這一思想危機的糾結程度與自我蛻變的試金石。以冷靜的科學態度重審中外文明史的軌跡, 嘗試從傳統文化思想的某些禁錮中徹底解脫出來, 需要的是廣闊的國際視野與豐富的生存智慧, 以及疾虛妄、求真知的獨立精神。

  思想者顧準在題為《要確立科學與民主, 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 (1973年3月27日) 的文章中, 不斷提醒與激發我們:

  科學與民主, 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思想, 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 也可以斷定, 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不僅如此, 直到現在, 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 (中國) 古代文物成為悠久文明的證據和夸耀, 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 這種“讀史”, 其意圖在于仰仗我們祖先的光榮歷史來窒息科學與民主。

  中國思想是貧乏的。中國思想只有道德訓條。中國沒有邏輯學, 沒有哲學。……中國沒有唯理主義。范文瀾痛詆宗教, 他不知道, 與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義, 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學, 也培育了科學。中國有不成系統的經驗主義, 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藝傳統, 這成不了“主義”, 只成了傳統的因襲。中國有原始的辯證法, 然而中國人太聰明, 懶得窮根究底, 所以發展不出什么有系統的辯證法來———何況, 辯證法還必須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發展得出來, 黑格爾可以為證。也許沒有宗教精神確也有好處, 因為科學與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 政治權威的平民化, 卻不比驅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2)

  作為具有高度學術責任感的跨文化、跨學科的形象學研究, 在新的歷史時期, 應該將之與中國“國家形象”的自塑運動、國家文化發展戰略聯系起來, 這構成了我們的闡釋立場。反思傳統研究路徑, 嘗試新的解讀方法, 通過大量史料的實學研究, 著重從歷史細節等微觀角度, 再現“中國形象”所走過的歷程, 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這種研究路徑離不開思想史語境的引入與解析。

  五、思想史語境里的形象讀解及其建構

  從形象學理論方法 (特別是后殖民批評理論) 出發, 研討外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還是從思想史角度切入, 討論中國題材及中國形象之再現或表現的歷史語境, 得出有益于當下中國“國家形象”呈示的啟迪?這值得我們討論分析。

  我們在一篇論文 (1) 中討論過思想史語境闡釋文學問題的路徑及意義, 其基本出發點是構想如何超過那種習以為常的“理論方法+文本批評”的解讀框架。其中特別提到:對文學研究來說, 思想史語境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傳統的文學價值觀念, 如何凸顯在我們現在的精神生活中, 以及我們思考這些價值觀念的基本方式, 并反思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 人們所做出的對文學經典的一系列選擇。這種立足于思想史語境的理解, 可以有助于我們從對這些文學價值觀念的主導性解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并對它們進行重新理解。同樣, 這樣的思路可以用之于他者形象研究: (1) 緊貼歷史, 追溯文本里異域形象產生的多層因子,(2) 關注現實, 揭示我們研究異域形象問題的當下語境,(3) 撼動人的心靈, 異域形象研究的深度表述與啟迪價值。將他者形象問題置于思想史視野中, 可進一步拓展異域形象闡釋的學術思想空間, 揭示他者形象產生傳播過程中的思想意義。也就是說, 從形象學研究的問題點出發, 關注細節, 見微知著, 以跨學科和語境式的解讀與分析, 得出有益于當下人生與中國社會發展的借鑒意義。

  其中, 對他者形象的研究, 必然會關注自我與他者的關系, 其間涉及真與假 (形象) 的問題, 都呈現出國族形象建構中的思想史價值。而且, 形象建構者心理、思想觀念的“偽/假”, 反而能體現出思想史演進脈絡的“真”來。我們在追溯外國作家關于中國形象塑造上的“偽/假”現象, 重點是發掘建構者內在的心理“真相”。

  這些歷史或心理“真相”的揭示, 即回歸到事物本來面目的考量, 就是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 即承擔著啟蒙職責。因為, 啟蒙就是捍衛記憶, 揭示歷史的真相, 而不應該只是各種現代性理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旅行中的某種注腳。前文已述, 即便是中國立場, 也并非處處以中國是非為是非的思路立場, 而是借助于異域優秀文化, 來發現自身弊端的變革思路。

  摒棄理論束縛, 尊重歷史常理。歷史永遠是正確的, 因為歷史有糾錯的功能。文化交流有自身的規律, 重要的是了解與認知中國傳統文化, 在吸收外來文化中, 增強調適作用。中國文化向外走, 大勢所趨。效果如何, 值得評估。如不推進國內的現代化進程, 尤其是人的現代化, 在西方人眼中, 中國仍會是個不可理喻的“妖怪”。

  那么, 中國形象如何構建?中國既要加入世界市場體系, 又要進入世界話語體系, 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文化認同。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成為一種國際力量, 國家的影響力離不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構成更包括公民的文明素質、政府的法治形象、知識分子的人文追求, 以及文化傳統的繁殖力與適時性。這是國家形象的本質所在, 是急迫而需長期努力的方向。諾貝爾文學獎作家, 秘魯的略薩在訪華之后撰寫文章《新鮮空氣與蒼蠅》:“我還是聽到他們 (中國的知識分子) 當中的很多人抱怨年輕人, 特別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對公民生活和文化, 以及哲學、藝術和宗教等問題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興趣。所有人似乎都熱衷于獲得很好的技術和專業培訓, 為他們進入跨國企業、獲得高薪或管理職位打開大門。大部分人只關心賺錢, 賺很多的錢, 生活得更好。” (2) 中國模式不應只是經濟發展的模式, 還應當是精神價值模式, 使富裕起來的中國人精神充實、崇尚道德、遵守法律, 有民族自豪感。這有助于構建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立足于這種身份自信基礎之上的闡釋立場, 同樣有助于客觀理性地對待歷史與現實中的他者形象問題, 以揭橥其在思想史上的認知與啟迪意義。

  注釋
  1、參見葛桂錄:《“中國畫屏”上的景象——論毛姆眼里的中國形象》, 《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07年第1期。
  2、邢小利:《夜泊秦淮的哀傷》, 《中華讀書報》2009年11月17日。
  3、蕭乾在倫敦與韋利初次見面時曾問及韋利是否到過中國的問題:“我問他在中國住過多久, 他說根本沒有過。我抑不住驚訝地說, 多有趣的事呀!他說這怕是他周身唯一有趣的事。” (參見蕭乾:《倫敦日記》//《蕭乾全集》第二卷,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219頁。) 韋利一生翻譯的中國經典大都是古代文學, 現代文學幾乎不涉及。在他心中, 中國最偉大的時代就是盛唐, 為此他發誓一生不踏足中國。他要為心目中的盛唐中國留一個美好的印象, 生怕現代轟隆隆的機器聲及戰爭的硝煙毀壞他心中的那片圣土。
  4、陳惇:《比較文學概論》,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年, 第220頁。
  5、葛桂錄:《“中國不是中國”: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5期。

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

  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精選范文8篇)之第二篇:《塵埃落定》的比較文學形象學解讀

  摘要:《塵埃落定》的形象學研究既有“國別”民族形象的英國形象研究, 也有“族別”民族漢族形象的研究, 表現出作者對英國“竊者”形象的痛恨和對落后野蠻文明的反抗, 充滿著愛國之情;既表現了作者強烈的本民族藏文化的保護意識、自豪之情, 又折射出作者游走于兩種民族文化之間的艱辛, 以及艱難抗拒本民族文化失憶的自我鏡像。

  關鍵詞:《塵埃落定》,形象學,“竊者”形象,身份意識

  《塵埃落定》中的人物形象有三類:漢人, 藏人, 英國人。作品中有大篇幅的藏族風土人情、人文歷史的描寫, 小說的主要人物形象也都是藏人。一個以藏族風情為背景的舞臺, 上演著藏族末代土司的歷史, 而當舞臺上出現了漢人形象的時候, 又讓人感到新鮮。在文本里, 漢人成了名副其實的“少數民族”。作品將藏族麥其土司及其家族的命運置于世界歷史舞臺上。作家又著墨描畫幾個異國人物形象, 如傳教士查爾斯、“英國夫人”等, 盡管筆墨不多, 但這幾位人物形象傾注了作家的心血, 用意頗深。每一類人物都有自己的敘事方式和行為方式, 他們是本族文化的象征與載體。本文試圖從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角度對《塵埃落定》的敘事視角、人物形象進行研究和深入分析。

  一、傻子與作家文學形象學意義上的敘事重疊

  文本存在著雙線敘事, 一個是顯性的, 即作品中主人公傻子“我”的視角;另一個隱性的, 來自書記官翁波意西。前者是看上去很傻的麥其土司二少爺, 后者則是擁有格西學位的僧人。在很多場合, 傻子不能言說的都是借翁波意西之口講出, 如“我走到父親身邊, 說:‘沒關系。北方老不下種不是他們聰明, 而是他們那里天氣不好, 冬天剛剛過去又回來了一次。’這事是書記官翁波意西告訴我的。”[1] (P160) 這里是典型的借翁波意西的口講出了傻子的想法。實際上, “這兩個敘事人 (或人物視點) 都是作家這一個故事人的化身。”[2]由此, 在故事的敘述上, 就能找到一個相對吻合的視點, 即作家敘事的全知全能和傻子“我”的視角的全知全能的暗合。傻子的敘事實際上就是作家自己的敘事, 傻子眼中看到的形象就是作家眼中的形象。這種敘事方式是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結合, 這種敘事方式使作品人物與讀者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距離, 并給讀者留下了發揮想象的空間。因而當故事以悲劇結尾時, 觀眾會感到一種巨大的悲憫感和缺憾感。

  從作家創作藝術形象的角度而言, 無論是漢人形象、英國形象還是藏族人物形象, 都是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家從故事情節發展的需要及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 將自己的眼睛與作品人物的眼睛重合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 傻子眼中的漢人及英國人形象也是作家眼中那個時代的漢人和英國人的形象。傻子和作家看漢人形象、英國形象的視角是暗合的。比較文學形象學所研究的形象都是三重意義上的形象, 其中一重意義就在于這個形象是由作家特殊感受所創作出的形象。研究的任務不是去追究他制作出的漢人形象、英國形象是否符合事實, 而是要去探索這些形象制作的過程和規律, 分析其社會心理背景以及深層文化意蘊。

  二、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與對藏民族文化保護意識的重疊

  作家在創造形象時帶著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傾向, 因而作家的個人身份往往成為影響他創造形象的主要因素。《塵埃落定》中的形象, 總是處于作家“自我”與所創造出的“異族”漢人———“他者”關系的自覺意識中。有著藏族作家身份的阿來, 在創造漢人形象、英國人形象的時候, 已經帶上了他的民族意識, 而民族意識的根底主要是本民族的文化。

  阿來從小受漢文化熏陶, 完全是用方塊字作思維構架。漢文化對阿來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塑造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語言本身所攜帶的文化基因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他們的文化態度、審美情趣之中, 這些因素形成合力, 使他們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識具有多重文化因素。”[3]阿來父親是個藏人, 母親是漢人, 他的血液里流淌著漢人和藏人的文化因子。漢人和藏人兩類集體無意識在他身上交織, 文化的復雜性造就了作品形象的復雜性和矛盾性。

  阿來有中華民族的大民族意識, 在這種意識里, 所接收的主要是漢文化。自小進行的雙語教育, 灌輸中華民族整體思想, 實際上少數民族作家的本民族意識在十七年文學里很大程度上是被抹殺掉的。直到改革開放, 民族意識在文學中才再次覺醒, 而到了阿來時代可以說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3] (P52) 從文本里可以讀出兩層意思。第一, 固有的對漢文化的敬仰與信任。傻子眼中的聰明人有四個:土司、叔叔、黃初民、翁波意西。四個聰明人里, 以漢人形象出現的是黃特派員。黃初民給麥其土司帶來槍炮, 給傻子帶來了商業上的改變, 還開了銀莊。這些在傻子眼里, 在作家眼里, 處在文本所描繪的時代背景下, 都是先進文明的象征。漢人身上只有水的味道, 是不同于他們帶有“羊的味道”的野蠻人。漢人在小說中雖然不是主要人物, 但是在作家創作出來的人物群及其故事里, 卻是通過漢人來推動歷史的前進。改變藏區的落后局面, 消滅土司制度, 作家將希望寄托在一個個看似并不重要的漢人身上。傻子眼中的漢人象征著權力與智慧, 作家通過傻子的視角, 傳達出他對漢文化的敬仰與信任, 以及若想進入文明社會, 仍需依靠漢人的良好愿望。如果說傻子眼中的漢人是智慧與權力的象征, 漢文化可以幫助藏區走進文明社會, 那么在作家眼里, 藏區的文明就應該像傻子治下的地方, 對臣民充滿著憐憫, 對下人充滿溫情, 而不是麥其土司及其長子所推行崇拜的暴君統治政策。第二, 藏文化的自主性。“由于青藏高原地區民族成分單一, 歷來以藏族為主, 長期處于交通障礙造成的封閉環境, 從而使藏族同胞在相當長時期內處于一種相對單純的與相對封閉的狀態, 形成了比較單一的以藏族民俗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民俗特征”, [4] (P273) 因此藏文化也就保留了一份神秘。事實上, 藏文化無論是從地理還是從文化影響來看, 都是一種邊緣文化。從歷史來看,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后, 西藏就逐漸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西藏和平解放, 中原漢文化大量涌入, 對原有藏文化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藏文化正在被邊緣化, 藏文化中原有的一些神秘的事象, 例如苯教信仰, 都或多或少被消解。因而藏文化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作家對漢文化中的先進文明成份予以肯定和贊揚, 但漢人并非完全是藏族人民的救世主。漢人形象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黃初民權利與智慧形象的另一面是干瘦低矮, 姜團長壯實形象的另一面是矮小和粗魯, 傻子的生母, 雍容華貴的背后是身份的低賤。聰明的黃初民最終命運也只不過投靠“我”這樣的一個傻子。紅色漢人雖然強大, 但紅色漢人想做的, 傻子“我”同樣能做到。紅色漢人要摧毀一切———高大的土司城樓, 頑固不化的土司, 但是傻子并不是死于紅色漢人的炮火, 而是死于世仇。這種命運歸途就是藏文化中一部分, 在強大與弱小間, 盡量保持著弱小的獨立性。土司制度雖然腐朽, 但是藏文化卻有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藏文化孳乳下的藏民, 同樣有智慧與強大的一面。這樣看來, 作家創造出來的傻子, 其實并不是一個愚笨、弱智的傻人, 他的言論與行動常常被實踐證明是對的, 他有一顆寬容仁厚的愛民之心。種種行為都暗示著這個“傻子”不為人知的智慧和謀略。作家通過各種方式向讀者暗示傻子其實并不傻, 他是如阿古頓巴一樣機智與幽默的人物。

  形象本身就是一種象征語言, 可以用來言說和思維, 它表述了在被描寫的“他者”與形象制造者———“自我”之間實際上存在的一種互動關系:形象的制作者可以是個人 (作家) 、集團 (社團、民族) 或半集體 (思想流派、觀點) 。但無論在哪個層面上, “被制作出來的‘他者’形象都無可避免地表現了對‘他者’的某種否定, 對自我及其空間的補充和延長。‘我’出于某種原因言說‘他者’, 但在言說的同時, 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地否定了‘他者’, 從而言說了‘自我’。”[5] (P124) 作家在言說自我, 這個自我, 就是藏民族、藏文化。

  制作出這樣的形象, 實際上就是對漢文化中心主義的一種反抗。這種反抗很微妙, 微妙之處在于作家的身份。他不僅是藏、漢民族的混血兒, 更是藏、漢文化的混血兒。阿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人”, “從童年時代起, 一個藏族人注定就要在兩種語言之間流浪”。他說:“我作為一個藏族人更多是從藏族民間口耳傳承的神話、部族傳說、家族傳說、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營養。這些東西中有非常強的民間特質。”而“漢語和漢語文學有著悠久深沉的偉大傳統, 我使用漢語建立自己的文學世界, 自然而然會沿襲并發展這一偉大傳統”。[6]作家穿行于這兩種文化之間。

  作家作為注視者, 制作并審視這些漢人形象“他者”, 從“他者”這面鏡子中看到了鏡子里的“自我”, “自我”被塑造成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與敬仰和對藏民族邊緣化的擔憂的一種鏡像。但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下, 作家又很好地處理了這種民族性問題。“作家并不一味去抵抗那些外在的、顯性的他者文化, 而是把其中的部分因素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中, 在和其他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磨合過程中從“他者”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營養, 化為自己的血肉, 進而使自己得到充實、豐富, 甚至積極的變革。”[7]

  三、反抗異國侵略與愛國主義精神的重合

  作家在《塵埃落定》中制作出的英國人形象的代表是傳教士查爾斯和“英國夫人”。查爾斯是個傳教士, 會講藏語, 但是帶著明顯的西洋腔。他來到藏區的目的只有兩個:傳教和采集礦石樣本。在藏區這樣一個本土宗教勢力極其強大的地方, 查爾斯只能依靠基督賺取土司太太和桑吉卓瑪的幾把眼淚。他表面是普及基督教義, 宣揚上帝救人創世紀說, 真正的目的是覬覦藏區的礦藏。顯然, 作家塑造出了一個“竊者”形象。傻子的姐姐, 嫁給了一個英國爵爺, 離開藏區已經很長時間了, 她完全變成了一個英國人。在文本中, 作家專門立一節, 取名為“英國夫人”。這個英國夫人擺脫不了自己出生在藏區的現實, 但又極其厭惡這個地方, 發出“我怎么出生在這樣一個野蠻的地方”的怨嘆。作為父親的老土司無法忍受這樣的言論, 讓她“再也不要回到這個地方”。能與自己的親生女兒決裂, 可想對“英國夫人”恨到什么樣的程度。“英國夫人”確實不想回到這樣一個地方, 她回來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再要一份嫁妝。“要嫁妝, 巴不得再有兩三個有錢的老子”。[1] (P173) “英國夫人”回來就是為了攫取財富。作家在這里把西洋化的姐姐塑造成了一個“攫取者”的形象。通過“英國夫人”之口, 講出“中國人害怕英國人”的事實。[1] (P176)

  “創造者自我民族的形象, 它隱藏在異國異族形象背后, 但對異國異族形象的塑造起決定作用。”[8]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 百余年的歷史, 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史。19世紀末英國殖民者入侵過藏區, 藏區抵御外來侵略成為大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藏區人們曾經勇敢擊退過英國殖民者, 心中藏有一份自豪和驕傲。來到藏區的個別英國人, 卻并沒有被塑造成強盜, 而僅僅是小偷, 是個竊賊。這是藏民們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那份民族自信的流露, 以及對歷史上英國人印象的反映。對異國異族形象的抗拒體現了作家對藏區的熱愛, 以及由鄉土之愛拓展開來的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之情。

  參考文獻
  [1]阿來.塵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2]廖全京.存在之鏡與幻想之鏡——讀阿來長篇小說《塵埃落定》[A].當代文壇編輯部.這就是我們的文學生活——《當代文壇》三十年評論精選[C].2012.
  [3]劉俐俐.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身份意識[J].民族研究, 2002, (4) .
  [4]高層偉.中國民俗地理[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1996.

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精選范文8篇)
第一篇:關于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方法的反思 第二篇:《塵埃落定》的比較文學形象學解讀
第三篇:關于竹枝詞比較文學形象學的思考 第四篇:淺談比較文學形象學中的“變異”
第五篇:比較文學形象學視閾下的《村莊里的飛機》 第六篇:比較文學形象學下的先秦西域形象
第七篇:比較文學形象學的《吾國吾民》研究 第八篇:基于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美國形象分析
    張宏勇,喻齊.《塵埃落定》的比較文學形象學解讀[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6(01):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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